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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改革中的北京市委与江青(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8期  作者:李 莉  点击次数:655
京剧改革中的北京市委与江青(上)

 

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前文艺界很重要的一件事。这场斗争是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前哨战,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

我的丈夫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了京剧改革,在这个工作中因执行北京市委意见与江青意见不合,而得罪了江青。

1966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了李琪的名,7月李琪含冤而死。197610月粉碎“四人帮”后,李琪才真正得到平反。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志向我讲述了事实真相。几十年来,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将我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供研究历史的同志参考。

■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

北京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排了很多好戏,积极进行戏剧改革,市委和彭真同志尊重作家和演员,对文艺工作常抓不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63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示后,更为重视,雷厉风行,抓得更紧,及时对北京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的措施。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几乎每次都要研究,传达领导指示,商量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编历史传统优秀剧上演,要求作家深入创作编写现代戏。为使领导和有关方面及时了解情况,出版了《文艺战线》,及时反映各种情况,及时传达领导批示。李琪负责文艺工作,对剧本的创编、修改和排演,都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所以看戏多。

李琪参加京剧改革后,与江青对戏剧改革有不同意见,有时就跟我说说。他陪江青看戏,有时也叫我去。但是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1963年冬,毛主席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一来就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当时主席、中央对北京市的工作都是表扬的。彭真和市委欢迎她来,并决定由李琪同她联系。江青认为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她联系是慢待了她,不高兴。她要市委书记和她联系。彭真介绍了李琪的才能和人品,说,你先接触接触,不行再换。这样她才勉强接受。后来彭真告诉我,其实李琪也不愿和江青联系,他是服从领导决定才勉强接受这个任务。李琪认为自己管理文艺工作才两年又不懂京剧,后经彭真同志解释才勉强接受这一任务。他对我说:“江青不好共事,又是主席夫人,万一出了问题,非同小可。对我个人事小,对市委事大。”因此,他在同江青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直谨慎行事。

经过一段时间,江青觉得李琪办事敏捷,有才华,思想敏锐,举止谈吐颇有风度,将李琪介绍给毛主席认识。在中南海,李琪将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浅说》呈主席指正。后来,毛主席见到李琪还说他写得好,要他写些哲学方面的文章。

彭真、市委其他领导欢迎江青来,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但是她以特殊身份出现,不是来调查研究,而是指手画脚,挑剔刁难,使大家诚惶诚恐,不敢大胆工作。大家为了文艺工作的发展,就在江青的压力下,尽量避开江青的阻碍,克服困难,各尽其职,认真工作。

我们党历来认为,领导和被领导都是平等的。上级对待下级要关心爱护,下级对上级要尊重,互相之间都要体谅、帮助。不论对任何事都要发扬民主,听取大家意见,对的应采纳,不对的应解释。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同认识是许可的,这对工作有好处。彭真同志就是这样做的。可是,江青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动辄指责、刁难、骂人;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哪怕是稍加说明,就会被说成是不听她的话、骄傲自大。

19631214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让现代戏之花盛开》。李琪特别让加上:“演现代戏光荣,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过去艺术实践证明,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同样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彭真、市委宣传部坚持了(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与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很不满意,认为是表面拥护京剧改革,实际上是反对京剧改革。

■江青成了京剧改革的“旗手”■

京剧《芦荡火种》是根据沪剧《地下联络员》改编的,原本是江青推荐的,剧作家汪曾祺等改编。

李琪根据彭真同志意见,亲自抓这个戏的排练工作,积极发挥艺人的才智和大家的作用,集思广益,听取大家意见,并要求既要有京剧的特色,又要有现代戏的风貌。李琪同意大家的意见,面向群众公开试演,目的是听听群众意见。剧团开始登广告卖票,票卖得很快。卖了三天票后,李琪在家接到江青的电话:坚决取消公演。李琪气得脸煞白,两手发抖,坐下久久不开口。我问怎么了,他未回答,马上给剧团负责人打电话,说:“江青同志坚决不许上演。改演别的戏,给群众解释,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她原来同意可是又变了,只得照办,麻烦你们了。”他在说服剧团同志。后来,他对我说,江青的突然袭击,害得大家白忙了几天,真难为剧团同志们了,辛苦了几天卖票,还得辛苦地把票收回来,得费多少口舌,还会引起群众不满。群众不知原因,定要怪剧院多变。

《芦荡火种》经大家呕心沥血,共同奋斗成功了,大家都很满意。可是江青不满意。她把中国京剧院著名导演肖甲等几位负责人找去,要他们把“茶馆”一场戏去掉。大家讨论几次不同意去掉。茶馆里的三方对唱也是剧中重点的一场,唱、演都十分精彩,可以说是戏中之戏。肖甲说,掌握生死簿的人,教生才能生,引起大家大笑。李琪和彭真同志都认为必须保留。经过大家努力争取,“茶馆”一场戏总算保留下来了。周总理后来说保留得好。大家都学着唱,说明群众很喜爱这段唱。19647月全国会演中,也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723日晚上,毛主席看了演出,肯定这戏排演得好,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大家胜利了。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肯定,江青还可能要坚持去掉“茶馆”一场。但在成功后,却成了江青的样板戏,成了她的功劳。

毛主席看京戏《芦荡火种》时,彭真让李琪坐在主席旁边,便于汇报。李琪谦虚地推辞。彭真同志风趣地说:今天陪,是你演主角。他只好遵命。主席看完戏,很满意,指示将剧名改为《沙家浜》,说这样更合实际。然后上台接见演员,大家都很高兴。《沙家浜》是反映新四军斗争的,陈毅副总理很高兴,看了好几场。彭真更为关心,直接过问戏剧改革。他经常看排演,与名演员马连良、张君秋及青年演员马长礼等座谈,还找编剧、作家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戏剧改革在作家、演员等努力下取得很大成绩,但江青霸为己有,她成了京剧改革的“旗手”。

■江青和北京市委的分歧越来越大■

昆剧是人们喜爱的传统剧种之一。《晴雯》是王昆仑副市长写的剧本,内容写的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丫环晴雯。剧本写得好,演得也很好,演员充分表现了晴雯的特点。虽然唱词不大能听懂,但有字幕,演得成功。事后李琪接受王昆仑同志的意见,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刊上。彭真同志关心地说:“好戏、好的文章也得注意,不要为此引起有些人的不满。”可能彭真同志已觉察出江青对北昆剧团的看法。果然,江青到北京搞剧改实验,提出取消北昆剧院。先是要改为昆剧队,李琪反映大家不同意。为了保留这个剧种,打算改为昆剧团,市委多次想方设法保留这个剧团。一直坚持到1966年初,在江青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了北昆剧团。如今,昆剧院又恢复了。

《箭杆河边》,是北京作家刘厚明在顺义县根据一些素材创作的,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江青看了说,正不压邪。

《矿山兄弟》,反映门头沟京西煤矿的一个侧面,于是之、赵起扬同志写的,北京人艺演出,参加了华北现代戏的会演。当时正批“中间人物论”,有人提出《矿山兄弟》里的老二是“中间人物”,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妥。这一提法正合江青的心思,要作为开展批判的对象,在会演上引起争论。19641118日,彭真观看话剧《矿山兄弟》,认为这戏好,有教育意义。

当时报纸大批特批“中间人物”,正常意见不能说话辩解。好戏也不敢多演,只许演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事实上,先进、中间和落后是密切、有机联系的,全面反映对大家教育更深,尤其是戏剧。

《山村姐妹》,是反映昌平农村搞果树技术改革的话剧,刘厚明编写的,由北京人艺和农村文化工作队上演。排演中,李琪要我(时任农林局副局长)找几位果树专家去座谈。看了反映农村的戏,大家很高兴,也很重视,提了些建议。当时剧团的负责人和演员都重视我们的建议。排演后,参加了华北局现代戏会演,得到大家的好评。1964516日至25日和1965年,彭真、刘仁等两次观看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会演节目。可江青却认为这出戏是演北京的,《矿山兄弟》也是演北京的。演北京的戏多了,后来竟成为北京市委的“罪状”。李琪说,彭真同志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去农村、厂矿企业,反映北京,却成了“大北京主义”,是“宣扬北京成就闹独立”的一种表现。

《杜鹃山》,原名《乌豆》,是反映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戏,由北京京剧团演出。主角乌豆由裘盛戎演,女主角党代表由赵燕侠演,郑老万由马连良演,演得好,剧情教育人,激励人。1964624日,彭真看这出戏的排演,在休息时和演员座谈,说:反映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生活的戏是好戏,可以站得住。剧本大部分可以先定下来,演员就好琢磨了。剧本不定,五心不定。剧本中有一部分还要改一改。座谈中还对主要人物塑造,红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他鼓励著名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说:你64岁了,背台词相当辛苦,为了这个也应该表扬你。

江青看了却有意见,认为没有突出党代表,女主角唱词也少。她还说男主角用错人了,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

市委、李琪认为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不能要求太苛刻,他们是名角,有演现代戏的愿望,排练时很卖力气,演出后反映都好。江青却说现代戏还必须是中青年演。北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谭元寿、马长礼、李元春等等,担子都很重。青年人也需要中、老年名演员带,这和干部的培养使用是一个道理。而演戏更是不同,唱、念、做、打等,都不是一日之功,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培养一个好演员比培养干部还难,只是性质不同罢了。搞艺术,男演女角,女演男角的著名演员多得很,像梅兰芳、程砚秋、丁果仙,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器重和尊重他们。各有各的好,不能千篇一律,更不用说对待名家了。

后来,江青又组织汪曾祺、张艾丁等在《乌豆》基础上改编为《杜鹃山》,演出时不用马连良、赵燕侠。《杜鹃山》也成了她的样板戏。

《南方来信》,是评剧院根据反映越南反对美帝斗争的话剧《南方来信》改编上演的,马泰主演。这出戏不仅中国人看了感动,196571日,来访的越南客人看了也很高兴。可江青看了却说是赶任务,粗制滥造,反映英雄人物的事迹不够。

彭真同志提出要发动作家和群众“写北京、演北京”。北京市还开展了各条战线、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群众自编自演节目,为文艺战线增加了活力,形成了业余的文艺力量。江青看不起业余演出,不仅认为分散精力,还把“写北京、演北京”列为北京市委的“罪状”。

■彭真要李琪“不要胆小怕事”■

李琪曾说过,江青找他多次,他对江青越来越反感,不愿意见到她,而愿离得远远的。“文革”开始后,江青就讲李琪是个“死顽固”,是彭真的“死党”,是死不回头的“死硬派”,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1965年底,李琪到房山县黄辛庄搞“四清”,他高兴地说:“这样江青就不打扰了。”但江青在1966年还是把他叫到上海,但又不见他。张春桥每天都去看他,劝他多看看上海,再等等。过了半月之后,江青才见他,见面就指责他:“不准老子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恶言恶语。李琪只好听着。他于1966年春节前两天(119日)回来,向市委负责人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位书记作了汇报。

经市委研究,同意了江青的意见,要李琪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江青写信,汇报了市委的意见。后来,我从档案中发现了这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我从上海回来后,即把您的意见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讨论以后,我当即把讨论的意见在电话中扼要地告知李鸿生同志,想已知道。

1.关于把北京京剧团全团作为您的实验团的问题,市委又作了最后的确定。薛恩厚同志已向全团宣布,目前全团情况很好。

2.关于取消北昆充实京剧团的问题,市委已作了决定,北昆现有一百人(演员四十余人),北京京剧团准备挑选七十人左右,包括您说的人,由文化局安排。当然有些同志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如果原来的昆剧演员要试验一点革命戏也可容许他们试验。

3.关于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的问题。根据您的意见,裘仍然留在北京剧团(春节中他演出《雪花飘》小剧颇受观众的欢迎)。关于马连良、张君秋的问题,市委研究了您的意见。他们又有演现代戏的要求,也还有些观众看,因而决定他们到京剧二团,除了在戏校教戏外,也还可以演一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或可允许演的老戏。我昨日已找他们谈了,准备过几天他们就到二团去,可以允许演的老戏,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现代戏,大型的革命现代戏,他们也可以学过来演。

以上就是市委讨论的意见,特此函告。

这封信写好后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审阅。李琪在上面这样写着:“刘仁、天翔、万里、邓拓同志,送上我给江青同志写的一封信,彭真同志说请你们看后再还给他看。”

本来李琪从上海回来后心情就不好,给江青写了信更为不安。这封信经过书记们的传阅,作了一些改动,有的口气变了。李琪怕引起江青的不满,会使江青认为市委压她,起码也是对她的不尊重,这封信会引起麻烦。所以他向彭真同志建议不发为好。但彭真同志坚持要发,要他照办,“不要胆小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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