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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5期  作者:左玉河  点击次数:793
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下)

 

 

■他究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内容■

五四运动后的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通过怎样的渠道而来的?在很多人看来,既然李大钊很早就关注俄国革命,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来源于苏俄。实际上,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思想影响的结果,是通过日本渠道而来的。

1919年初,河上肇在日本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问题研究》从第1期起连载河上肇撰写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引起了李大钊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用较多的时间进一步搜集资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加以研究。

按照《新青年》编辑部预先排定的顺序,李大钊负责编辑该刊第6卷第5号。他决定编辑“马克思研究号”,集中刊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于《新青年》杂志出版脱期,故第6卷第5号实际上到19199月才出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潜心研究的成果。

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欢迎态度、较好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和长期以来对历史的兴趣,同时也由于用作蓝本的河上肇文章的帮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

过去学界同人公认李大钊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细读他的这篇代表作却发现,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恩晚年的思想,故他用“自相矛盾”“总觉有牵强”的评说,委婉地批评了主张暴力革命的“偏蔽”,而强调“民主”和“人道主义”。他庄严地宣告:“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实际上,李大钊不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来自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有关。

李大钊介绍较多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关于唯物史观,他指出,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是承认社会经济的构造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动“是有不可抗性的”,它能够影响其他社会现象,“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它迁移变化。”经济构造变化有其“最高动因”,对此最高动因,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最高动因在于人口的过多增加,马克思则认为此最高动因是社会生产力。

李大钊确信唯物史观的这些原理是正确的。他举了一些法律、宗教现象证明经济现象的主动和不受他种现象左右。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他引用河上肇摘译的有关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若干段落,指出其中有两个要点:

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文化的说明”,它认为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即一切精神的现象构成社会的表层结构,这些表层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导致基础结构变动的最高动因则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主动的东西,人类意识丝毫不能给它以影响,而它却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其适应它的发展。

二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是社会组织进化论。它认为生产力与生产组织有密切关系,生产力一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之变动。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当最初助长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反而束缚、妨碍生产力发展时,生产力与此社会组织之间便会产生愈来愈尖锐的冲突,结局是旧的社会组织非崩坏不可。

关于阶级斗争,李大钊认识到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他的唯物史观密切关联,阶级斗争产生于一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之间由于经济利害关系发生的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斗争,它是被压迫阶级自觉的一种表现,同时认为这种阶级斗争与生物学和社会学上以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自我发展”为根本动机的“竞争”有相同意义。

李大钊对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比较熟悉,故认为马克思与斯宾塞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唯物史观得出阶级斗争结论之后,进一步指出了被压迫者的阶级斗争将从争经济利益发展到争政治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种新变化将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将随着新社会结构的产生而归于消灭。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只是与人类历史的“前史”并存,而不是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历史并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五四时期第一次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虽然带有明显的介绍、评论意味,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把握准确,并被马克思的逻辑严谨的和被历史上许多事实证实的论证所折服,奠定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一连串国内外大事件的发生,使李大钊思想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从俄国革命中认知的人道、博爱、劳工世界观念,为他建立了世界主义信念,他开始走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代替原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双重含义的国家论的进程。

■他为什么坚信产业落后的中国仍能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之所以被称作科学的理论,在于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为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按照马克思的最初解释,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高度发展,以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此生产力的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但在李大钊所面临的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独立对抗的形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还没有成为社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这种社会现实,使得五四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并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成为中国近期发展的目标。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有人就提出了这种疑问,并以此作为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劳农革命”的理由。192011月初,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短文,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后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申述自己的观点,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李大钊明确表达了不赞同张氏主张的态度:“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

19212月,费觉天在《改造》上发表《对于社会主义争论问题提出两大关键》一文后,李大钊回信讨论中国今日能否实行社会主义问题,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势在必行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管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

正是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认为中国“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不能有成”。他的结论是:“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的立论前提是:要看中国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是“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了,中国当然应该追随世界潮流,实行社会主义。

李大钊的论断,是别具一格的:它从世界的范围看“阶级斗争”,有着某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观念的含义。但它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毕竟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它实际上体现的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不过,这种民族主义又是以排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然也排斥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为内涵的,因此,它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它点明了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主题,同时又将这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这样,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情感和世界主义信念,在这一理解中恰到好处地结合到一起。

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的《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中,进一步批评了张东荪等人提出的振兴实业必须依靠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以俄国数年间修建大量铁路和计划大面积开垦荒地的事例说明:“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甚至可以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在李大钊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动力不能得到普遍的充分的使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中国并不缺乏“资本”,但占有“资本”者大多不肯将其投放于振兴实业,而是存于外国银行,甚或干脆藏在家中;中国更不缺乏劳动者,但由于实业不发达,他们或者无事可做,或者到国外去为外国资本家做牛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既可以用强制办法将零散的资本集中起来,又可以把大量的游手好闲者变为劳动者,这样既可以吸收劳动力,又可以消除官僚掣肘实业的弊端。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坚信:中国实业的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产业落后的中国,仍能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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