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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中国之路:站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1期  作者:林蕴晖  点击次数:266
探索新中国之路:站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刘少奇(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书本中没有也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度,而旧中国则是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因此,在这里搞社会主义,遇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中原本不存在的问题——怎样正确对待中国资本主义?从1949年迄今近70年,中国由建设新民主主义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表明,刘少奇与毛泽东、邓小平先后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毛泽东:“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明确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既不是建立一个类似英、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是建立一个类似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1949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更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是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对新民主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有过很多论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这段话后面又加了一个短句——“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接着,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的,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他强调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来明确地认识这一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还说:“这个报告(指《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还作过如下分析:“世界上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洲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确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可以说是毛泽东“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精华,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就。

■刘少奇: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剥削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具体行动纲领,是1949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同年9月由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但是,《纲领》要转化为现实,既需要有一系列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更需要使人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从理论上透彻地弄明白其中的道理。

■ 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

1947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提出了在全党、全军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并结合进行整党整军的政治任务。此后,解放区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党员,从思想上认清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激发对地主阶级的阶级仇恨;行动上划清同地主、富农阶级家庭的界限,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都有规定,但战争的急速发展,还来不及在各级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深入教育。再者,如毛泽东指出的:关于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由于这种种原因,随着天津、北平的解放,进入大城市的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本能地对城市资产阶级抱有高度的阶级警惕,并在宣传、工会、贸易等各项工作中表现出对资产阶级的“左”的偏向,从而引起资本家的忧虑和不安。

与此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老解放区土改中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到新区土改实行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的原意是“暂时不动富农”,较多地从有利于孤立地主阶级、稳定城市资产阶级的策略考虑。因此,土改结束不久,是否应当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也就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两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存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剥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要分清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的不同:从功利的角度来区分,就是在现实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是有功?还是有罪?在党内,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刘少奇一人。

天津解放以后,资本家很恐慌,很消极,准备收场、关门不干了,或准备逃跑。原因是:从天津市军管会、市政府成立一连几个月,没有一个负责人理会资本家——接见他们、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人们认为,如果与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天津日报》天天宣传工人如何好,说到资本家,总是说不好。资本家跟国营公司打交道,不仅不赚钱,反而要赔本。有的工人组织还教育工人怎样同资本家作斗争,叫工人要弄清谁剥削谁,怎样才能翻身。于是,资本家越来越恐慌。

■ 受毛泽东委托视察天津 ■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于1949410日到天津视察,就地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好天津当时恢复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除与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外,419日,专门接见资本家的代表人物,了解他们的思想顾虑,同他们谈心,以摸清他们心里的疙瘩,好“对症下药”。座谈中,资本家提出了不少问题:资方工商业者能不能让存在,中共的政策是什么?复工复业原材料不足,政府是否帮助解决?政府对劳资矛盾的基本政策是什么?等等。

谈话中,刘少奇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中共中央过去在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时,讲了三种经济成分:第一是国营经济;第二是向着合作社道路走的小农经济;第三是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没有大的资本主义。李烛尘、宋棐卿说:现在我们不是大的,再过两年发展一下不就大了吗?大了,你们就不要我们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没有我们的份了。也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年哪一天就要把他们搞掉了,就要把他们的工厂没收了。

二是,他们承认自己是资本家,但害怕承认自己是剥削者。周叔弢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共产党员。我是有剥削,但是我也不想当资本家。我只想做到“工业建国”。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由于赚钱,又开了一个华兴纱厂,在大冶开了一个洋灰厂,现在有三个工厂,还准备再开第四个工厂,可是心里感到苦闷。如果我的厂子开得越多,剥削也就越多,剥削的工人也就越多,就成了大资产阶级了,我的罪恶也就更大,清算起来就该枪崩了。

总之,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出路何在。资本家的顾虑,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注意看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甚至还看了马列主义的本本。天津解放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的宣传工作没有跟上,在实际行动上又反映出不少“左”的情绪。黄敬(天津市市长)在向刘少奇汇报时就谈道: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一是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二是工人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我们的干部则多是站在工人一边。这就使资本家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要解开这样一些相互扭在一起的疙瘩,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对工人、干部还是资本家,都是一个问题的关键。

■ “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 ■

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诀窍,就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刘少奇正是从“剥削”二字上做资本家文章的。刘少奇说: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则是错误的。

从中国今天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力量,可以随时废除掉资本家的剥削,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仅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为使资本家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刘少奇向他们转述了不久前毛泽东与上海资本家的谈话。上海资本家向毛泽东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他们把自己叫作“产业家”“工业资本家”。毛泽东同他们说:“你们产业家、资本家在新中国的地位里,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谁是大哥?”“我们在报纸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

针对当时中国工人失业、经济凋敝的现状和资本家担心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顾虑,刘少奇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由此而说了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剥削不是有“罪”,而是有“功”的话。

当时有很多失业工人,要求资本家复工。刘少奇指着宋棐卿说,“就是说你收他们做工,给工资,剥削他们,他们倒有工作可做,不失业了”。刘少奇对周叔弢说:“你能开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工厂对社会更有好处,功劳就越大。”因为,“你们把工厂建立起来,用全力把工厂管好,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你们是有功劳的”。总之,“今天在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

其实,刘少奇的谈话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又说,当然,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要限制的。如:“公私兼顾”就是限制政策,国家经济要照顾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也要照顾国家经济;“劳资两利”也是限制政策,照顾到发展私人资本,同时不能不照顾到工人的生活;税收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至于搞社会主义,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将来搞社会主义,相反,在有了更多的私人资本主义以后,实行社会主义就会更快一些。

资本家最害怕社会主义。有资本家问:社会主义是不是可以不搞?刘少奇说,社会主义一定要搞。不搞不行,这是肯定了的。

他们接着问:怎么样搞法?刘少奇回答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

他们又问:具体怎么个搞法?刘少奇说:那很难讲,那是十年十几年后的事情。一定要具体讲,那举宋棐卿先生为例,他工厂管理得很好。20年后,他已发展到8个工厂。我们搞社会主义,就要把这8个工厂收归国有,由国家来办。只要你不反动,这8个工厂还叫你当厂长。因为你工厂管得好,很能干,国家还可以再给你管8个工厂,让你管16个厂子,那时候,你的薪水还要增加。你干不干?宋高兴地说:我为什么不干呢?刘少奇说:“这就叫和平转变。”

可见,剥削在历史上的作用,由进步到反动是一个发展过程;绝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不管历史条件,抽象地反对一切剥削;在1949年的中国强调要欢迎资本家剥削,正是为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国创造最后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所必需的前提和条件,这才是刘少奇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的全部内容,也是刘少奇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辩证说。

经过刘少奇一番有针对性的、耐心的教育和开导,尤其是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所作的精辟入微的辩证解说,在座资本家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地。他们不无兴奋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他们中不少人感到,长期怀抱的实业建国的大志,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因而,纷纷筹划恢复生产,扩大生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

图片说明:1956年5月,刘少奇、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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