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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毛泽东、习近平跨世纪的共同关注(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1期  作者:杨明伟  点击次数:2354
“枫桥经验”:毛泽东、习近平跨世纪的共同关注(上)

图片:1955年,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事项

■什么是“枫桥经验”■

196311月,一个立足于把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的“枫桥经验”,因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和推广,引发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从此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树起了一个创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先进典型。

2003年和2013年,在毛泽东批示、总结、推广“枫桥经验”40周年和50周年之际,习近平分别对新时期如何认识“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作出重要批示,提出“把学习推广新时期‘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他还不断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许多重要指示,使“枫桥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有了更加深厚的社会影响力和长久的生命力。

“枫桥经验”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时代魅力?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经验?

“枫桥经验”,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今诸暨市)一个叫枫桥的地方。因充分地发挥了基层党组织与普通群众的双重作用,通过“评审和说理”的方法,妥善地处理了一系列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可能演变成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此,一个被称为“枫桥经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诞生。

“枫桥经验”诞生时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对存在破坏行为和潜藏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进行评审和说理,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把矛盾和尖锐问题“上交”,不把存在突出问题的人物“上交”,最终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由此进一步扩展到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是,面对基层出现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甚至“破坏活动”怎么办?基本方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采取“评审和说理”的方法;根本目的是,化解矛盾,解决尖锐复杂问题,特别是“制服敌人”,并且“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

要搞清楚“枫桥经验”的生命力为什么会如此长久,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习近平如此高度重视,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找到其中的答案。

■毛泽东为什么会关注“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是从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日常工作中诞生的创新经验,特别是基层群众创造的鲜活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基层的生动体现。毛泽东特别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

这个经验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毛泽东为什么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典型,并如此关注,不仅要求在全国人大代表范围内知晓,还要向全社会推广?搞清这些问题,首先要了解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思考和关注哪些重大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下基层调查研究,重视基层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这一时期,他不断走出办公室,有时离开北京好几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跑了这么多省”后,他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对基层出现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一定要“打下去”,但是必须走群众路线,“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方法,是自我教育的方法。

就在批示总结推广“枫桥经验”之前,他刚刚从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调研、视察回来。19631112日,在回北京的途中,专列停靠天津时,他还请河北省委的负责同志来谈话,了解河北当地的情况。谈话中,他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强调,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看文件,要下去搞调查研究,有些工作要学会搞试点,要接受各地创造的好经验。在谈到如何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提出,必须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要善于抓住“典型材料”。在谈到如何对待那些犯了错甚至严重错误的人时,他还特别提出:人有错是可以改的,对那些犯错误的人,只要诚恳承认错误,坚持改正,群众会原谅的;除罪大恶极、血债严重,群众不答应的以外,贪污这一条能改就照常使用,严重的调离使用也是必要的,还可以劳动改造。

就在批示“枫桥经验”前后,毛泽东不断要求各地党政负责同志,要善于把农村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经验总结出来,上报中央。这些说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提倡搞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工作的创新经验,同时,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通过说理的方法教育人、引导人、转化人等,这是毛泽东发现和推广“枫桥经验”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

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最早对“枫桥经验”感兴趣,始于19631121日晚上汪东兴的汇报。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受部长谢富治委托,他先向毛泽东口头汇报了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发言用的稿子的主要内容。这篇发言稿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有6000字左右。毛泽东接过发言稿,一看题目,立即产生兴趣,说:题目很新鲜,既然拿来了,我还是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其中讲到的“诸暨县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诸暨县的经验”,是在谢富治发言稿的结尾部分讲的。这篇发言稿在最后讲到“改造一切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的问题时,强调了贯彻中央有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并介绍了“浙江诸暨县枫桥区的七个公社”共同创造的“好经验”,原文是:

浙江诸暨县枫桥区的七个公社,共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多人,其中一百六十多人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的时候,干部和群众要求逮捕四十五人,经过发动群众,对地、富、反、坏分子进行了评审和说理斗争,制服了敌人。现在,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群众认为都可以留在生产队里,由群众监督改造他们,不要求“上交”了。诸暨县的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只要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可以实现运动中“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反动阶级残余势力的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

就是这个点题的例子,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第二天一早,他一口气读完后,在发言稿上作了重要批示:

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同时批给彭真,是因为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批示的“诸暨的好例子”指的就是“诸暨县枫桥区的七个公社”创造的经验。

写完批示,毛泽东意犹未尽,又把汪东兴找来谈话。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谈话中多次谈到“诸暨的好例子”“诸暨的经验”,讲了这样一些意思:

对诸暨的经验,你们要总结一下,搞个千把字的材料,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为什么懂得要这样做;(二)证明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说:“你们公安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如何做群众工作,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以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材料,先发这个发言,后发诸暨的,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个工作。”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这个经验材料,不仅人大代表要了解,四级干部也要教育。

在毛泽东审阅的这篇发言稿中,每个部分都列举了不同的经验事例,而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诸暨的经验”,即“枫桥经验”,不仅专门对此作出重要批示,而且进一步找有关方面同志来谈应该如何总结推广,作出详细、周到的部署。“枫桥经验”,正是在毛泽东的发现、关注、批示、部署、推广下,应运而生的。

■“枫桥经验”是毛泽东推广的系列基层工作经验之一■

■ 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法 ■

推广“枫桥经验”,是毛泽东发现、总结、推广一系列基层创新工作经验的一个重要实例。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抓住基层工作中创造的一些典型事例,发现、总结、推广了一系列鲜活的基层工作经验。

比如,对于大城市的接收和管理。1950年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面临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等严重局面。在这种极困难的形势下,毛泽东及时发现并推广了“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他把陈毅关于上海工作的综合报告转发全国,并写道:“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比如,对于克服刚刚执政就在党内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毛泽东推广了“东北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恢复生产等艰巨任务,东北局创造了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做法是“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首长负责、亲自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等。毛泽东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党政军各级领导重视“东北的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比如,对于新中国如何在百废待兴中迅速发展生产的问题。1951年,毛泽东又推广了“新疆军区经验”。这一经验产生于解放军在实行土地改革和生产计划中,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集体农庄,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毛泽东认为,“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他立即提出“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的经验写入中央“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他还要求在试行中“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比如,对于在中国农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55年,为探索中国农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途径和做法,毛泽东集中总结并亲自推广了一大批各地搞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他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他特别看重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层的典型材料,认为“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而恰恰就在主持编辑这本汇总基层经验的集子时,他还专门关注了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合作社的经验,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他亲自为这本书写了104篇按语,并反复修改补充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于19561月公开出版。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人一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一边总结并推广基层创造的典型经验。到1956年,毛泽东从总体上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正如他在《十年总结》中所说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虽然毛泽东这里说的是1956年前在总体上“照抄外国的经验”,但是,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毛泽东在各个方面都特别注意总结我们自己探索和创造出的新鲜经验,并加以推广。

1956年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现和推广方方面面的基层创新经验。比如,1958年在生产上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毛泽东也在思考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问题,他关注到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要求红旗杂志社派人下去调查。后来写成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试行简章(草案)》,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尽管产生这样的经验有着当时的历史局限,却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基层干部群众创造性探索的高度关注。又比如,1958年夏他到河南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等地视察,特别肯定了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名称和经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民公社”的名称,就是新乡县七里营人到浙江诸暨县农场参观受到启发后所创。因毛泽东的肯定,“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再比如,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还在工业领域推广了鞍山钢铁公司有关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称之为“鞍钢宪法”,由此“鞍钢宪法”闻名于世。

可以说,关注、总结基层特别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好的经验,将其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进行推广,以推动各地的工作,这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法。

■ 对“枫桥经验”批示的特殊考量 ■

毛泽东对“枫桥经验”的热切关注和着力推广,也反映了他当时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以及基层出现的一些复杂矛盾问题,进一步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重点关注。毛泽东认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滋长官僚主义作风。比如,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以县一级出现的问题为例,严肃批评过这类现象:“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对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基层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解决。因此具有典型作用和普遍意义的“枫桥经验”一经出现,毛泽东认为值得从中央层面进行大范围推广。

在毛泽东对“枫桥经验”的批示中,至少包含五层意思:

一是特别地加以肯定:“很好。”

二是不能只在小范围讲,要让更大范围知晓,尤其要让全国的基层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和公安机关知道:“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

三是要从中央层面专门为此作宣传推广:“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

四是基层创新的一些好的典型经验,要成为全党干部的生动教材,让各地效仿:“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

五是各地在学习这些经验时,一定要结合本地实际,先试点取得切合实际的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这五层意思,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现、总结并推广来自基层、具有典型意义的创新经验的基本思路。从这五层意思中,我们既看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观、群众观、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看到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深入探索和深远思考。

正式推广“枫桥经验”,是中央以几份材料集中印发的方式下发各地。这些材料包括:毛泽东批示的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发言稿(谢富治的发言稿在毛泽东批示后,彭真帮助作过两次修改);谢觉哉、张鼎丞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发言稿(他们讲的也是如何在复杂斗争形势下依靠群众的问题);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建议,由公安部会同浙江方面专门整理出来的一个有关“枫桥经验”的材料)。上述几份材料,中共中央于1964114日一并下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这次发文的主旨,就是要求各地参照“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中央在发文指示中特别指出:“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七个公社共有六万五千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九百一十一名,其中有比较严重的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一百六十三名,要求捕四十五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中央要求这份文件要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院、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干部教育材料。还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指出的在运动中“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的意见,引用了毛泽东在1962年讲的一段话:“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并综述了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对于处理“反动阶级残余”问题的态度:“必须依靠群众”,“要少捕人,少杀人”,“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中央在发文指示中还对一些不懂得上述道理的现象和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批评:“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推广这一经验时,特别提醒广大干部,要全面分析和认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矛盾和斗争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提醒大家把眼光放在“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上。中央发文指示最后明确指出:“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毛泽东对“枫桥经验”如此关注和重点推广,关键是因为这一经验既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领导,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经过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转化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特别是把可能成为尖锐冲突的“敌我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创造了一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很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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