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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出台(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0期  作者:肖建平  点击次数:65
            ■1979年国庆讲话后:立即着手起草,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做出定论■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发言,逐步推动思想解放的春天的到来。全国理论界、知识界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和毛泽东功过评价进行着思考和讨论。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错误言论,给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困扰。为进一步加强和明确宣传工作,经中宣部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开,4月3日结束。
      其间,代表们多次讨论到“文革”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个别中央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毛泽东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会上要求党中央做出历史决议的呼声很高。第一组的代表认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一位历史人物,是可以评价的,是应该评价的。事实上,现在国内外、党内外都在评价他。我们党不主动做出正确的评价,很被动。这件大事,已经摆在党的议事日程上,不能全部留给后人去解决”,“总结我党三十年的历史经验不能不涉及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反对毛泽东绝不能混为一谈。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会议第二阶段,邓小平做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驳了会上的一些错误言论,改变了主题比较零散的情况,加强了会议主题的集中和思想的统一。但各个省的代表在到底什么才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上争论不休。他们分别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正确与错误、个人与集体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还建议中央:“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才算真高举,需要结合实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述。”有的建议要像六届七中全会那样,做一个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意在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遏制无政府主义抬头的现象,而不是为了压制思想解放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理论务虚会上,吉林省代表就担心:“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否定前一段务虚会的苗头,发展起来就要否定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始终希望能继续解放思想,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抵制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过激言论后,邓小平即要求军队和地方要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补课”。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22日,《人民日报》以《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课》的标题加以转载,强调要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继续解放思想。之后,全国未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地区和部门进行了“补课”。“补课”运动继续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和作风的扭转,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反思。
      理论工作务虚会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促使中共中央将历史问题的评价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月,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致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做初步总结;还决定要把讲话提交到9月底召开的四中全会上通过。邓小平指导国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先后四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正式起草之前,邓小平就说过: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7月至8月,写作小组夜以继日,形成初稿。起草讲话稿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存在争论:一是涉不涉及“文革”历史;二是列哪些重要人物以示纪念;三是讲不讲毛泽东晚年的错误。8月下旬,邓小平点评讲话稿说:“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在第一部分,对历史是应该做点回顾的”;“在第二部分,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概括成为几个特点,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9月4日,邓小平继续提出意见:讲稿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此后,陈云也对国庆讲话第四稿提出了修改意见。28日,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对讲话稿予以高度评价。
      29日,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对毛泽东的突出贡献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性质内涵做了论述。《讲话》虽对毛泽东没有直接的批评,不过也暗含着一定批评;还对建国以来30年的经验教训做了基本总结,对“文革”和林彪、“四人帮”做了概要分析,至于具体细节问题,是准备放到以后再说。因为这是基本总结,并非全面的总结;是初步定调,并非最终定论。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这里虽未指明“另外的时间”和“另外的会议”具体是什么,但反映出中央已经考虑到下一步要尽快做出一个正式的决议。
      邓小平、陈云的意见和叶剑英的讲话表明了中共中央主动回应社会呼声,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做出反思的态度。国庆讲话后,各界感到既满意又不满足。国庆讲话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说出了群众的心声,但讲话出于时机考量,采取“点到为止”的写法,对有些问题没有讲透,留下了探讨的空间。这又掀起了讨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讨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热潮。人们普遍希望中央有个更加正式的、明确的说法。为此,在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经充分讨论,做出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中央决议的方式对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评价。随后,邓小平召集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1980年工作安排时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准备工作有四:修改党章、修改宪法、抓经济工作、起草《历史决议》;决议起草工作,“现在着手,明年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他还提出: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1980年1月,邓小平还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正式向党员干部打招呼:“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他在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因此,尽管党内外也有少部分声音反对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出于尽快走出困境、开创新局面的考量,邓小平、陈云因势利导,郑重做出起草《历史决议》的决定。


                     ■1981年5月:决议可以通过,“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国庆讲话为总结历史问题提供了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国庆讲话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开始了。决议自1979年10月底开始,至1981年6月定稿,经历了10多次草稿和6次大的集体讨论,在博采众议的基础上又力排错议,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充分集中。
      邓小平指导决议起草工作,要求通过决议尽快结束党内外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四化”建设上来。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就此前“四千人大讨论”的综合意见给邓小平写信:“少数同志认为现在做决议时机还不成熟,须待十二大或十二大以后”,写作小组的意见是“现在不做决议,则党内思想将更难统一,十二大也不好开”。邓小平表示赞同。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历史决议》在次年的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要求起草小组“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交六中全会讨论通过”。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谈话时指出:“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4月18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谈话时说道:“最近几年,一谈就是历史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这不利”;不应该过多纠缠历史,“天天纠缠干什么”。他还提出召开中央全会来表决通过决议,“这个问题不能再推迟了”。邓小平认为,决议通过后,可能有些同志思想上还是转不过弯来,所以要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办法来停止争论,来引导党内团结一致向前看。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总结指出:“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是合乎1980年3月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的,可以通过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6月22日,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草案做了充分肯定:“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6月29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再次高度评价说: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陈云为决议提出了多个关键性的修改建议。比如:主张在“反复推敲,反复斟酌”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原则下,把毛泽东的功过“一锤子敲定”;又如: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使决议主旨“有了全面的根据”;再如:提出通过“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和学习“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提高对毛泽东思想内容和活的灵魂的认识。此外,在历史责任问题上,他建议应着重写毛泽东破坏民主集中制,“其他的可以少说”。他认为除毛泽东外,其他同志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陈云的建议为决议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历史决议》反驳了“左”、右两种极端思潮,辩证分析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和活的灵魂,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可谓是一部由大智、大仁、大勇之人主持起草的大智、大仁、大勇之作,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的典范之作。
      在推动决议做出的过程中,邓小平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提出了维护决议的“三项基本要求”,确立了起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原则。其二,自始至终主持起草并先后10多次提出修改方针和意见。其三,很好地处理了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既吸收和整合了党内外的有利建议,又忽略和抵制了一些不那么重要或错误的意见。其四,主持数次大的集体讨论,力求决议能照顾到党内外的诉求,能处理好历史、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陈云对《历史决议》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参谋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他曾多次公开支持和赞同邓小平的一系列指导意见。比如,他在中央纪检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其二,较早地呼吁对历史问题做出决议。比如,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达了在新形势下再做历史决议的愿望。其三,要求贯彻落实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为此还总结出做到实事求是的“十五字诀”,“除了‘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以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其四,全力支持《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不但提出多个关键性建议,而且勉励起草工作者。比如,他看了决议6月26日印发稿后,要求秘书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邓小平和陈云以高深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智慧,于1978年秋达成尽快把历史问题敲定下来的共识。该年底考虑到各界争议太大,为避免扩大分歧和对立,做出“不必匆忙去做”的决策;国庆讲话后根据党内外的积极反响和强烈请求,决定立即着手起草决议;决议基本成型后,有的怀疑做决议的时机是否成熟,邓小平当机立断:“不能再晚了。”这四次考量尽管存在调整和反复,但都是根据党情和国情的变化对出台《历史决议》进行的策略调整,并非没有定力或出尔反尔。通过邓小平、陈云等的政治谋略,最终以恰当的时机和方式做出了决议,从而维护了毛泽东崇高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稳定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为党和国家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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