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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5期  作者:王 毅  点击次数:310
民族主义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在民族主义氛围中展开的。传入中国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激发的民族主义结合互动,以帮助国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还经由共产党人民族化的改造并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思想理论成果最后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用以指导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鉴于此,本文不揣谫陋,从民族主义视野中去检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提供另一个观察的视角。

 

■“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近代以降,鸦片战争使国门洞开,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下逐渐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是民族觉醒。为了抗衡西方列强,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接受民族主义观念,反思中国困顿的原因。他们先是把中国的失败归于器物文明的落后,继之又认为政治制度的僵化是中国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并因此学习西方,引进西学。在此种理念引导下,近代中国相继上演向西方学习的活动,从意图学习西方先进工艺技术以改造中国物质文化的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改造中国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西方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都难以适应中国的需要。于是,知识分子又将眼界转向更深层面的思考,开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去反思。

陈独秀的反思具有一定代表性:一国文化之窳败,“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进而强调文化的世界性,断言:“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一言概之,“西方列强的兵舰政策不但带来了货品和鸦片,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种子”,国人从认同、肯定西方的物质文化再到制度文化最后到精神文化,认为西化乃是中国出路的唯一选择。用陈独秀的话对此历程做一个简单概括:“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方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中国要想走向现代,“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当国人全力拥抱西方、以西方文化为救国救民的出路之时,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灾难的世界大战让一些对西方文化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中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1917年,毛泽东向好友黎锦熙发出感叹:“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而外来者罗素的观察可为注脚,他说一战后中国人“对西洋之文化,亦抱怀疑之态度。有数人告予曰:彼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尚不怀疑;及欧洲战争,乃不能不思欧洲之文化,必有缺点者在”。

就在国人对西方文化反省中,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中的一员,国人都开始“大谈公理战胜强权,大谈威尔逊如何如何主张,这一来世界各国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国可与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的气了,而世界也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但事与愿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蒙受了屈辱的外交失败,这就使许多中国人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放弃了对它们的幻想。陈独秀的话颇具代表性:“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决绝不可。”共同的外敌刺激了民族的觉醒,凝聚了人心。

此时与帝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密约,并热情呼吁:“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在苏俄的友善面前,已经认清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中国人对苏俄社会主义产生了好感和兴趣,甚至以为俄国革命才是世界大势所趋。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罗家伦直白:“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他认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新潮,而凡所谓“潮”都是阻挡不住的,中国迟早会被“世界的新潮卷去”,“这种东西的实现,却是不可免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架起帆来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同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也毫不掩饰自己想从俄国道路中寻求救国道路的急切:“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激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矢志于寻找救国良方的青年将视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上,马克思主义于是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信服马克思主义,以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而正是这一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知识分子,在1921年完成了缔造共产党的任务,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的成立。

概言之,近代一直高涨的民族主义促进了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在此氛围中,一战结束后中国外交的困顿、苏俄政府的友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反过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影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列宁在谈及民族解放问题时,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这样的理念与共产党人的关怀实现了契合,毛泽东早年就以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社会改造的问题,“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所以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紧密,民族主义不仅推动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推动整个人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走向民族的彻底解放,并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彻底平等。在这种理念引导下,1922年,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年,国民党也在苏联影响下,提出“民族主义的含义延伸到为将中华民族从外来遏制下解放出来而抗争”,这样国共两党就在反帝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由此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开始了反共清共。令国民党政府意想不到的是,政治上的反动反倒激起了知识界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热忱,让自己的文化“围剿”事与愿违。如时人所说,“自1927年后,政治运动的路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转到学术思想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思,则感觉到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因为政治上的走投无路,人们开始转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此同时,共产党反思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幼年时期的共产党缺乏理论指导,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科学的书籍,遂如雨后春笋,普遍于全国”。据统计,1928年至1930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近40种,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有14种。鲁迅也评论说:“从1930年以来……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

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大量流传接踵而至的是两次大规模的论战,即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唯物辩证法论战。尽管很多人将这两次论战视作哲学论战,但论战背后隐含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处于迷茫困惑中的知识分子追问“中国向何处去”在哲学领域的反映。以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例,从学理上讲,此次论战确实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普遍传播的继续和深入,但这学理背后其实掩藏着解决现实问题的逻辑。当时社会史论战主阵地的《读书杂志》编者王礼锡直言不讳地说:“这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所以能引起全社会的兴趣,就因为它不仅是一个要了解的问题,而且是解决行动问题的前提。”参战者王宜昌的话也可作一个补充:研究中国史问题,诚然在于学术真理的讨论,“但重要的却是认识当前的社会”。

学者在弥漫着强烈救国氛围中难免产生政治关怀,政党就更是如此了。“各党各派要决定本党本派的政纲,敌党敌派的政纲,就不得不发觉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层,确认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决定中国社会改造的动力和方向。在抗争再出发之前,迫着各阶层各党派的学者,为着确定或辩护他们未来的政治生活,非先解答这根本问题不可。”换言之,论战“既是学理的争鸣,也是论争双方或三方的政治分野,是继主义与问题的政治主张之争之后的又一次深入的政治道路之争”,实际上为各党各派提供了一个证明自己救国理论正确性、争取话语权的机会。事实上,如王宜昌所说:“在1927年以来,人们都利用着历史的唯物论研究所得的结论作为根本的指导原理,而将中国史实嵌进去。……”伴随着社会史论战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很多学者分析问题的工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论战的大多数问题在中共六大决议中有所呈现,比如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政治经济制度则是半封建制度,而且在谈及农村土地关系的时候,专门批判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种社会性质的界定实际上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基础。

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乎中华民族命运走向的问题促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发生,反过来社会史论战也影响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在社会史论战中,很多学者不局限于认识当时中国社会,还拿起唯物史观的工具去思考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论战中不少文章主张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如孙倬章认为:“欲使中国生产力发展,必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陈邦国指出,要摆脱中国殖民地化的境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人心目中,要实现民族独立,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这时候这些知识分子认同社会主义与中国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势有很大的关系。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民族危机陡然加深,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而正巧此时,“世界经济的恐慌,已经日益趋于绝境。帝国主义为挽救他不可救药的恐慌,唯有磨牙吮血,向殖民地及劳动者加紧剥削,并且准备重新分割市场的战争了”。“然而,在另一世界的苏联,则在不同的状态。……在工业化、电器化、社会化的口号之下,以‘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决心,雷厉风行地进行,确实获得了可敬的成绩。”

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淖不能自拔,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的魅力,两相对比,苏联的社会主义为处于严重民族危机中的国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案,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除前面提及的社会史论战中部分知识分子外,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开始积极关注并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初《独立评论》《读书杂志》《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发表了200多篇谈论苏联的文章,知识界出版了大量谈论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图书,苏联社会主义构成了此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一面。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从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地出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民族危机,就必须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很多刊物都直接揭橥民族复兴的目的,比如著名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复刊时表示:“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副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复刊后,《东方杂志》发起了一个名为“新年梦想”的征文活动。征稿函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征文初衷显示了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征文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收到了160多份征文,《东方杂志》193311日出版的第30卷第1号上刊登了142篇,其中20多篇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消灭贫富差距、没有剥削、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鲜有文章明确指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以说,许多知识分子在对比苏联社会主义和欧美资本主义后,接受了社会主义前途,认为社会主义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必经之路。这就将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接受推进到对马克思主义具体建国理念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另一层的意蕴。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前文所述的论战和社会主义思潮逐渐走向低落。民族主义则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日益凸显。吕思勉曾说:“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更起迭乘,驯至国将不国,非建国无以抗战,却又非抗战不能建国了。”此话正道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外和对内的两面,对外是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则是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这两面是有机统一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对外、对内两方面都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对外表现为抵御日本侵略,民族主义成为动员、鼓励各个阶级参加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力量,成为国共两党缔结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及各党各派也在思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抵御外侮,所以与日益高涨的抗战声音相辅相成的是各种理性的民族建国方案。这些建国方案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为本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建构了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民族本位的特点。李大钊强调,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在这之后,有着深刻民族自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力图独立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到1938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更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是从哪些方面推进“亟须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民族国家的新构想,即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非苏联国家模式的翻版,而是在充分吸收苏联建设尤其是列宁时期新经济建设经验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方案。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的主要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共产党人多年奋斗的目标,“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提出是基于民族主义对内建构民族国家的要求,反过来又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改造。

首先,从民族关系上来说,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毛泽东在1945年建国宣言《论联合政府》中则明确表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受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建立在是否同属于炎黄子孙的种族主义界定上”,并“逐渐同西方舶来的单一民族国家观念相结合,共同形成以血统为判断标准的种族主义思想”,甚至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初期也难逃种族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则从民族平等出发,使民族主义走出近代种族主义的狭隘。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国家所要建构的具体国家形态来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构思都体现了民族主义的要求,使民族主义带上了更宽广的意蕴。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其核心词语就是“民主”。其实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周年,共产党就把民主提上了日程,19387月,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显然,在共产党所建构的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具有了民主的内涵,这其实已经找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对外抗敌与对内建构民族国家的连接点,因为“民主这一主题在表面上已经超越了党派之别。统一是抵抗和建国的基础,民主则被认为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中国共产党这里,民族主义因为具有了民主的含义,才实现了中华民族各个阶级的全员动员,找到了更广大的社会基础。

与政治上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相适应的是经济上保证各个阶级的利益,给他们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为政治主张提供了经济基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对内保证各个阶级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外则致力于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特权的规定,因为“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中国经济才能得到“广大的发展”,才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则直接彰显了民族的含义,指出要建立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共产党将民族性视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民族主义还涉及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毛泽东指出,要在正确评估中国文化的前提下辩证地对待中国文化。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但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在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同时,也留下了封建性的糟粕,所以“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近代中国,关于文化的检讨是最热闹的,文化论战基本上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其中的论断大多失于偏颇。西化者将中国文化视作一文不值,主张全盘西化;保守主义者则对中国文化不分良莠地留恋痴迷,以为这才是民族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也正因为这种态度,所以才有人将近代民族主义视为文化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者看似热爱传统文化,实则盲目推崇,这种民族主义只能算作狭义的民族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正表明了他们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与科学。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一提出,立刻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而且这种社会支持随着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到来越来越强烈,并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在很多知识分子看来,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正是他们心目中民族国家的模本。民盟早期领导人杜斌丞读完《新民主主义论》后感觉“中国的革命,从此有了明确的道路和方针。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除此别无道路”。杜斌丞的心理感受并非个案,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都告别了徘徊,逐渐向中共靠拢。可用闻一多读《新民主主义论》后的感受来概括这种心理变化:“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大批知识分子都推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中间道路”,而这种主张与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颇多契合,这也为他们最后选择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基础。

总之,近代中国外患不断、内战频仍的混乱局面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促使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以寻求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因为能够帮助国人实现改造旧社会、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所以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并直接导致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观点展开论辩,其中的唯物史观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分析工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论辩中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民族国家,这正好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苏解马”(即根据列宁、斯大林观点定义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按照民族主义的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民族国家的纲领,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带着这些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走向了全国的胜利。■

(题图说明:油画《兼容并包》。图中绘出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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