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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上)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6期  作者:陈东林  点击次数:879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上)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我们评价和纪念毛泽东,离不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像邓小平当时所讲的一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197812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们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稿后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胡乔木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0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起草小组开始在西城区前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卫建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理论家和党史专家。

《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经摘录收入《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3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以后起草《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6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9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四个组:

中直机关,大约350人,分8个组。

国家机关,大约450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大约400人,分11个组。

地方,大约3000人,每个省、市、自治区一个组。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

参加讨论的实际总人数在5500人以上。

参加讨论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谭震林、李维汉、陆定一、刘澜涛、李井泉、韩先楚、陈锡联、黄火青等40多人。

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

这是党内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几年,但有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运动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遗孀把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联系起来。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的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李维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谁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谁第一个打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是谁同教条主义斗争,创造性地把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只能是毛泽东!何长工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傅钟说,西安事变和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形势错综复杂,都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阳翰笙说,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忘记了毛泽东率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曾经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成员、长期蒙受打击的黄克诚,专门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写了一篇文章,真诚地阐述自己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西省委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不能说是任意制造出来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做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舒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愿望是好的,他重用林彪、“四人帮”是严重错误,但不能把错误全算在他头上。史纪言说,《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开除刘少奇党籍,都是党的会议通过的,其他同志也有责任,党犯了错误。

林默涵、赵易亚等认为犯错误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及其他问题造成的,王明没有什么功劳,我们党作第一个历史决议也没有写他的恶劣品质。要从大局出发,避免把精力引到枝节上去。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是科学理论体系,不应当再提;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胡绩伟建议,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去掉,因为八大党章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王若水说,如果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算,那对其他人可不可以这样?

多数人同意提毛泽东思想。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作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个人言行,就是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们的主义和学说。王观澜说,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开来很有必要。

起草小组成员在听取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澄清说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质疑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是不是“非法”?胡乔木特地查阅了研究文章,给他写信说明:19371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不再设总书记,由张闻天、毛泽东等数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进行领导。胡乔木并就此事问了陈云,陈云也说这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总书记职务和名义,1941年后张闻天不再召集书记处会议,并不是到那时才不担任总书记。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影响很大。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人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作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题图说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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