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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纪实(下)
来源:《党史博览》2014年第1期  作者:莽东鸿  点击次数:46
■北京的吊唁和瞻仰活动■
       从9月11日至17日,包括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内,总共30多万人前往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
     新华社记者报道,吊唁人群“从毛主席遗体两侧缓缓走过,瞻仰最敬爱的领袖的遗容时,都抑制不住心头的极大悲哀,失声痛哭,许多人高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永远怀念您。’”最后一天,“恸哭之声整日不绝。人们在毛主席的遗体前,一步一呼‘毛主席呀毛主席’,泪水沾满衣襟,久久不忍离去”。
      第一天,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副部长,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吊唁。华国锋等人吊唁后,即站立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
     吊唁组的傅学正看到了许世友,“他面目严肃,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足登一双白线编织的有眼儿的便鞋,鞋的前尖上系着一撮紫色的缨子。他东瞅瞅,西看看,好像在观察人们的动静。在休息室里,他拍拍腰中的手枪对工作人员说:今天谁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
      第二天,毛岸青带着妻子邵华、儿子毛新宇来了。
      1965年底就被打倒的罗瑞卿是第三天来的,坐着轮椅,痛哭不止,非要站起来鞠躬。傅学正和罗宇架着他站起来,他“连续向毛主席鞠躬五六次之多”。
       参加守灵的浩然记述:“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
      14日下午参加吊唁的叶圣陶记述,他“走近毛主席遗体,怅惘之甚,未能伫立瞻仰。记于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初次见到,今日为最后一见矣”。
      16日下午5时30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再一次集体吊唁,并在毛泽东遗体旁守灵,直至6时整,吊唁活动结束。
      郭沫若抱病瞻仰了毛泽东遗容,又勉力参加了守灵。
     伍修权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向其遗体告别时,他看到许多年过花甲甚至古稀的老同志,都孩子似的痛哭起来:“几十年来,不论什么危难情况和险恶环境,只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甚至仅仅想到他,我们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和勇气,有他在,我们就有胜利,就有希望,就有光明。现在一下失去了他,我们真像忽然都成了‘孤儿’……”
      高智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站了许久,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难以压抑住自己的悲痛,有千言万语要向他老人家说,主席,您安息吧!我永远会记着您。”
     1968年曾被打倒的傅崇碧回忆:“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
     青年女工于向真边走边流泪,走出大会堂后号啕大哭,同事们纷纷劝解。其实,她是想起了三个月前,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出差越南前的嘱托:“据可靠消息,毛主席健康已经非常脆弱,万一他老人家离去,国内局势有可能失控。……爸爸妈妈把他们设想好的两套特别方案秘授给我,以便万一发生严重动乱或打起内战,我好按此计划先救助家中老辈人,再带着妹妹逃难避祸。”
■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
      披着黑纱的毛泽东巨幅遗像,悬挂在城楼中央。城楼前面,筑起了红色高台,上面陈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江青敬献的花圈。东西两侧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29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
      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他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
      9月18日下午2时30分,治丧委员会全体成员以及工农兵代表陆续登上高台。
台上的江青全身黑装,黑纱包头,只露面部。她献的花圈署名是“您的学生和亲密战友小青”(在吊唁大厅,江青送的花圈上写着“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负责实况转播的杨正泉在即将播音前,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他回忆说:“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
      新华社报道说:“下午三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5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说: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军乐团成员王爱国回忆:“大约讲到三分之二处时,也许是过度悲伤,也许是过度劳累,华国锋身体向前一歪差一点失去了平衡,勉强坚持将悼词念完。”
       罗瑞卿、傅崇碧、王震、张爱萍、韩先楚等人参加了大会。罗瑞卿下了轮椅,拄着双拐,坚持肃立。
     在上海居住的贺子珍派侄女贺海峰、外甥女贺小平,代表她到北京奔丧。
     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多年的中央党校原校长林枫,此时在病房里,请妻子郭明秋搀扶,面向天安门的方向静默、三鞠躬。
     哲学家冯友兰在追悼大会上,作了一首挽诗:“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大会半小时就结束了。
     梁漱溟没有出席追悼大会,早些时候单位就通知他在家,别出去。当天他是在街道革委会看电视实况的。
■一些地方和单位的追悼会■
     各省、市、自治区的政府所在地至各城镇、公社作为“分会场”,先收听北京的现场实况广播,之后举行追悼会。
     驻乌鲁木齐部队的文存回忆:王洪文的“向毛主席三鞠躬”拖的时间太长,结果我们鞠躬两次后,他“一鞠躬”才开始。我们算是鞠躬五次。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致悼词,“大家心里难过得像刀割一样,许多人痛哭起来,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知青康成杰参加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十三连的追悼会,“这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难以描述啊!百感千情,千言万语,都汇成夺眶而出的泪水,都铸成一句话:‘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垂不朽!’”
     东北建三江七星农场的群众泪如雨下,有的躺在地下打滚哭……有30多名群众哭得昏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女性。
     山东营口市追悼大会开始时,昏暗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一片厚厚的乌云随风扑来。默哀时,狂风夹雨倾泻下来,真可谓“狂飙为我从天落”了。默哀后一两分钟,那片乌云又被疾风席卷而去。
      陕西宝鸡市追悼大会,有的人边哭边唱:“毛主席啊,你老人家怎么说走就走了啊!”“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走了国家怎么办啊……”会场哭声唱声此起彼伏。
      贵州大方县的追悼会,高致贤回忆,默哀中“有人哭出声来以后,接着就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
      福州的追悼大会,晕倒的人很多。知青施晓宇记述:“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
     当时的厦门一中一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全校师生到厦门市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全国的追悼大会。我们随着喇叭向毛主席的遗像三鞠躬,很多人都哭了。‘国悲啊!国悲啊!’邻居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用福州话连声道。”有的公社,当广播里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并播放哀乐时,远远近近的汽车全都鸣笛志哀,会场上更是哭声一片。许多贫下中农在地上打着滚:“毛主席啊,你这一走谁还管我们呀,可让我们怎么活呀……”
      对毛泽东的悼念,可以说创造了众多的世界之最,譬如佩戴黑纱的人数之多,佩戴时间之长(有的长达一个月),灵堂之多(仅湖南益阳一县,设灵堂284处,中心灵堂献花圈271个),追悼大会规模之大(“分会场”遍布全国),还有当天下午的全国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盼望与疑惑■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考虑最多的,是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自己又该怎么办。
      翻译家沙博理的感受是:“谁能想象一个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了他,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现在,中国处境如此艰难。”知青徐友渔认为:“中国要大变,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知青朱箐箐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祖国会不会变色呢?!”有些青年议论,政治局面会缓和一些,不会大搞政治运动了,因为没人具备毛泽东那样的威望。有的人担心自己还能不能调回城市。韶山群众担心会不会打仗。在“批邓”时期,茅盾就担心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将大乱。
      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与知心同事,企图从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的缝隙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看出一点消息来,“我们看到毛主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排序和追悼大会站位,主持人和致悼词人名单,感到忐忑不安。除了华国锋,那一帮子人占优势,如果华国锋被他们架空,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们就可以以多数兴风作浪,矫诏夺权”。
      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董铁城对朋友说:“‘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
知青张铁生与刘继业9日深夜向辽宁团省委领导汇报思想,表达了对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担心,“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一些人还准备聆听毛主席遗嘱的发表。
     耿飚认为没有遗嘱:“如果要有什么遗言的话,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及华国锋同志所致悼词中一定会提及的,可是在这些文件中只字未提这件事。”原毛泽东警卫队队长陈长江也说: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遗言”。
      毛泽东逝世不久,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四人帮”的斗争就暗地展开了。
      在北京追悼大会上,台上的治丧委员会成员当时都想了些什么,无人得知。
浩然回忆说:“我和其他成员站在华国锋身后,听着他宣读悼词,看看主席台下海洋一般的人群,再看看主席台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虽然是万里晴空,却隐约感到乌云翻动,变幻莫测,最后在心里暗暗地想:国丧办完,我必须离开北京,回到农村去……”
       形势变化急骤。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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