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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建馆记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作者:郑达庸  点击次数:187
                                     ■先遣小组成立■
     1959年5月的一天,我在外交部大饭厅吃午饭,同桌的有西亚非洲司一处温业湛副处长。听说温副处长要去闻名全球的炎热国家苏丹,在“火炉子”喀土穆选址建馆,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要去那里“烤烤”了。听到我有点幸灾乐祸的话,温笑眯眯地说,是呀,第一次去非洲工作就赶上高温国家,接受“烤烤”的恐怕还不止我一个吧。温笑语中似有言外之意。果然,下午一上班,三处处长刘英仙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派你去苏丹使馆工作,当翻译。先遣组6月出发,那里环境艰苦复杂,要注意使馆的安全,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温副处长在驻外使馆工作过,有事多请教他。刘处长操着浓重的山东胶东口音,慢条斯理地给我上了一堂“上阵”前的必修课。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愣住了。1958年刚从北大东语系毕业入部,时隔半年就要出国工作,有些不知所措。我去找温副处长,他在北楼办公室为建馆做头绪繁多的准备工作。温副处长耐心地给我讲使馆工作特点、生活细节、着装要求等,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了点底。几天后,我回家告别二老。老爸说了不少革命词句:“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老妈嘱咐我:“注意身体,常来信,别惦记家里。”老妈是最疼我的,给我包了顿饺子,我有意多吃,不时地看着她。妈有些老了。
      回到北京,首任驻苏丹大使王雨田召集大家开会。王大使是新四军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还是个医生。此前任驻民主德国使馆参赞,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不土,不傲,不摆老资格,知书达理,党性很强。王大使说,新中国成立十年了,我们在努力打开对外工作局面,现在和苏丹建交了,东北非还没有我们的工作据点(当时只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要做好苏丹工作,也要开拓东北非工作局面。去一个新地方,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用自己的头脑去看,去听,去说,有些书和资料可以做参考。王大使还强调,要讲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不搞自由主义。对这些话,自己听得明白但也不完全明白,尤其是内部关系方面。外交部干部等级严格,自己是小小干部,一定要听领导的话。我想起刚入部时老同志嘱咐的三句话:“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后来经常想这三句话,琢磨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完全不看不听不问,也不行吧。
      对苏丹了解太少赶紧补课。入部之前买了一本《非洲内幕》,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兼政治评论家约翰·根室。这本书让我对苏丹有了笼统的了解,突出的印象是:天气热(50多摄氏度),面积大(约为中国面积的四分之一),肤色黑(尤其是南苏丹人),尼罗河流经全境。
      苏丹曾是英属殖民地,设总督,后为英、埃共管。1956年1月1日独立。20世纪50年代,亚非民族运动高涨,苏丹工人、妇女、学生运动发展,是阿拉伯国家中相当民主开放的国家;有人民民主党(属哈特未亚教派的政治组织)、民族联合党(知识界、中产阶级为主体),还有共产党(不公开活动)。苏丹独立后第一届政府由民族联合党组成。1958年军事政变后,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任国家元首。军政权承认新中国,1959年2月,两国建交。

                                  ■头枕匕首睡觉■
      6月中旬,先遣组抵达喀土穆。苏丹之热名不虚传。当地没有空调,只有一种用水降温的电风扇,晚上热得睡不着觉。白天洗了衣服第一件挂在太阳底下,挂第二件的时候第一件已经干了。千万不能用手摸大铁门,粘下一层皮不是闹着玩的。每天冒高温出去跑,一天吃两顿饭。没有办公桌,在大木箱上放块木板办公。
      为了安全,先遣组带了双筒猎枪。外交官携带武器,是对驻在国不信任,除非形势需要。例如美国入侵伊拉克时,中国大使有“神枪手”护卫。美驻外使馆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携带武器入境必须办理准入手续,猎枪作为打猎工具,不作武器论,必要时可防身。为试枪,去郊外椰枣林朝天放了几枪,双筒猎枪交机要员保管。我分到一把匕首,睡觉时放在枕下,听到动静立刻行动。
       开始时租了一家平房小院,由于还没开馆,苏丹治安部门未派警卫把守。当时国民党在非洲的势力比我们大,苏丹邻国乌干达就有国民党的“使馆”,西方国家特务和情报部门在苏丹有活动。我驻外人员还要严防绑架,曾发生过某国绑架我使馆人员未遂事件。我有生头一次“枕戈待旦”。大家把床垫放在地上睡觉,担心哪位同志“梦游”,把自己人当不速之客,动起家伙可就惨了。
       不久,使馆租到交通部部长辛迪·谢里夫的一处住宅。王雨田大使来了以后,有卫兵把守了。领导强调外事纪律,出门必须双人同行,除安全考虑外,还有出了事相互帮助相互做证。后来,我当了外交官,对外办事坚持双人同行。再后来,我被任命为大使,同官方和使团打交道一定带翻译,要求翻译做谈话记录。1991年海湾战争前,萨达姆接见美驻伊大使,这位大使通晓阿拉伯语,未带翻译。据外电称,当时萨达姆问美大使,如果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处发生事端,美态度如何。美大使答,这是伊、科之间的事。萨达姆理解为伊侵科美不会做出反应,于是大举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后来谈起此事,美国务院强调大使回答未经授权,擅自做主。美大使不服,坚称她是按国务院指示谈话,但没有旁证,有口难辩。
      还要防窃听。买车修车买家具,乃至接受礼品,都要防范被安装窃听装置。使馆在官邸旁租用了一座平房,与官邸一墙之隔。平房是两层楼的地基,因工作需要加盖一层。施工期间,使馆监督施工者有无异常举动。工程结束,过了一段时间,底层屋子的一面墙壁不时发出响声,引起我们的注意。为探究竟,索性把墙面打破,水泥隔层里发现了一根电线,深入地下,顺藤摸瓜在不少房间发现了窃听器。电线对外伸向何方?我们选定了可疑方向,掘地两米多深,果然发现电线通向后墙,进入邻居院内。院内住着一对夫妇,来自某大国,在某国际组织工作。我们掘地时,两人在阳台上用不安的眼光看着我们,看来心中有鬼。一位常来工地的外国工程师,同我们打交道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也暗中做了手脚。

                             ■第一次给大使当翻译■
      先遣组抵喀土穆后,选馆址,对外联系,购买食品用品等,经常跑外,实践中把在学校学的正统阿拉伯语“苏丹化”了,学会一些土语。大使到任后去苏丹外交部礼节性拜会,由我做翻译。第一次给大使做翻译,确实紧张,担心出原则性错误。记得刚进亚非司工作时,抄一份上呈文件,把“否则影响两国友好关系”抄成“否则影响两国外交关系”,幸好领导上报前发现了。事后,领导找我谈话:外交文件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文字表达,你第一次犯错误,可以原谅,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就要考虑你是否有政治上的问题。领导谈话口气平和,并无恫吓之意,这句话记忆至今。
      更紧张的一次是大使向苏丹元首阿布德中将呈递国书。典礼是英式仪式,在共和国宫举行。王大使接见仪仗队后进入大厅,在阿布德中将面前念颂词,我念阿拉伯译文,照本宣科。仪式后,中将和大使步入客厅叙谈,往往这时两国领导人要通过大使传话。阿布德在行伍多年,虽为军人,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说话直率。出乎意料的是,中将突然问我阿拉伯语是在哪里学的,我回答在中国学的。他高兴地说,中国人讲阿拉伯语是对我们民族的尊重。
      这真的要感谢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远见卓识,他们对培养阿语干部给予了极大关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对阿拉伯地区开展工作,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访华增多,缺乏阿语翻译,请北大阿语教师协助。我的恩师马坚教授和刘麟瑞教授都给周总理做过翻译。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提出尽快培养阿语和小语种干部,我是第一批入北大学阿语的高中毕业生。如今,外交部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阿语人才队伍。
      递完国书,王大使正式开始对外工作,很快和苏丹外长赫尔成了好朋友。赫尔是苏丹著名律师,无党派人士,在政界和社会上层很有影响。阿布德政府是军人政权,为标榜民主,吸收技术官僚入阁。赫尔是军政权对外政策的军师智囊,受到将军们的尊重。他出生于喀土穆以北献地望族,身材瘦高,不修边幅,西装和领带松松垮垮,有时鞋带也不系紧。外长皮肤棕褐色,脸上两颊各横向划有长而宽的三条刀痕,这是他的部落标志。据说过去部落之间打仗,为避免伤害同族,从小在脸上刻标记。这种风俗保留至上世纪中期。赫尔谈非洲、阿拉伯地区形势,有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他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绝对站在苏丹的根本利益之上,对形势变化和地区问题的看法,则或多或少带有西方观点。苏丹并非处于非洲阿拉伯斗争的旋涡之中,看问题比较客观。
       赫尔说,中国有台湾问题,我们有南苏丹问题,背后都有大的国际势力作祟。谈到接受外援,王大使强调要自力更生,西方援助往往附加条件。赫尔说,你说得对,但像苏丹这样刚刚独立不久的不发达国家,全靠自己样样从头做是不可能的,我们接受外援,一只眼睛盯住援助,另一只眼睛盯住阴谋诡计。苏丹经济落后,殖民形式的经济结构不可能短期改变,需要资金发展经济。
      赫尔对中国友好。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国家,夜过喀土穆,提出同赫尔外长见面谈谈。当时通过官方渠道来不及联系了,使馆派我去赫尔住宅直接约见。赫尔穿着睡袍,戴着眼镜,光脚穿着拖鞋亲自开门。我说明情况后,他立刻前去会见陈副总理。

                                ■听马赫迪后代讲家史■
      19世纪初叶,以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为首的安萨教派武装起义抗英。失败后,马赫迪遗腹子阿布杜勒·拉赫曼·马赫迪继续反英直至苏丹独立。建馆时,安萨教派领袖是马赫迪的后代西迪克·马赫迪,王大使到任不久即拜会了他。西迪克的儿子萨迪克毕业于剑桥大学,回国后参与乌玛党的活动,反对军人独裁,要求民主,是安萨教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王大使和他交了朋友,提出请他讲马赫迪起义。萨迪克欣然同意,邀请我们到他的家中做客。马赫迪府邸坐落在奥杜曼城。
     太阳落山前,大家围坐在院中树下,圆桌上放有红茶。萨迪克说,过去在学校公共场合讲过苏丹反殖斗争,今天中国朋友到我家来,听我讲祖辈的反殖斗争,我非常高兴,说明中国是我们真诚的朋友。他首先介绍苏丹沦为英殖民地的背景,然后重点讲马赫迪起义,整个谈话以反殖为主线,立场分明,条理清晰,有些情况在书中是读不到的。王大使让调研室把谈话整理成册,这是少有的深入第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外交调研,体现了老一代大使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
      教长西迪克·马赫迪过世的消息,是大使司机从市面上的动静发现的,当时人群车辆拥往奥杜曼城。王大使即驱车前往吊唁。中国大使是第一位到场吊唁的外国使节,格外引起注意。根据伊斯兰礼节,得到亲朋好友过世的消息即刻前往吊唁,是对逝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也说明是逝者情谊至深的朋友。马赫迪家族对中国大使到来深表谢意。
      奥杜曼城内有座博物馆陈列了马赫迪起义时期用过的武器、网状盔甲等物品。走近一个玻璃罩着的橱柜,意外发现一件有些发暗的金黄色的中国马褂,无立领的圆形领口。原来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奖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有功的洋枪队司令英国人戈登中校的一件御制黄马褂。戈登离开中国后,英帝国把他派到苏丹任总督镇压马赫迪起义。起义军攻入喀土穆总督府(今共和国宫)用长矛刺杀了戈登。在共和国宫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油画,栩栩如生地描绘戈登被起义军围困在总督府的楼梯上的情景。苏丹朋友说,我们的先辈为中国起义军报了仇。

                                 ■亲历南苏丹黑人暴动■
      建馆第二年的一天上午,我同大使司机老赵上街办事,刚走出一家商店,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叫喊声。只见前面不远处,数以千计的南苏丹黑人手持棍棒、铁条和石头,打砸两旁玻璃,路灯见一个砸一个。街上行人急忙向楼内躲避。黑人用棍棒打汽车,特别是外国人的汽车。当局出动骑警,用大棒驱赶人群,施放催泪弹。一枚催泪弹落在我们身边爆破,发出刺鼻白色浓烟,老赵和我两眼顿时流泪。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老赵拽着我跑向汽车,拉开车门紧急打火,我冲进前排旁座,还未坐定,车子已冲出去。此时有黑人追上来打车尾后备厢,由于车速快,前面黑人怕挨撞,闪开了一条路。老赵见岔路急转弯驶入小道,加速向使馆开去。使馆同志已经听说市中心黑人闹事,担心我俩的安全,又不能上街寻人。我们的车开进使馆,大家松了口气,围上来说:你们好悬呀。后来听说波兰使馆参赞在自家门前被石头打破头。我有生第一次经历这个场面,手足失措,完全是个书呆子。司机赵善理出身贫寒,从小在车行打工,曾给韦国清上将开车。他平时言语不多,但临危不乱,关键时刻机敏果断。
       为了解南苏丹黑人问题,使馆借到一部描写南苏丹人的小电影,对南苏丹人文景观略知一二:苏丹九个行省中南方占三个,居民为非洲黑人血统,多部落群,信奉天主教。源自坦桑维多利亚湖的青尼罗河流经南部,丛林茂密,多沼泽地,部落人赤身裸体在原始森林中以狩猎为生。我在喀土穆街头看到的南苏丹黑人,几乎全是干粗活的壮工,烈日炎炎下靠手举肩扛把水泥和砖瓦木料运上高层建筑,主食是经过发酵制作的高粱,吃到水煮的牛内脏已是一顿美餐。
       20世纪70年代初,苏丹元首尼迈里主席访华,曾同毛主席谈到南苏丹问题。毛主席说南苏丹人口并不多(当时南方人口900多万,占苏丹总人口三分之一),要发展南方经济,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南北战事持续多年,2011年,南苏丹共和国宣告独立。

                                        ■周总理访问苏丹■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十国,首次提出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苏丹是周总理访非的第八个国家,官方热情接待。周总理和苏丹元首会谈,访问产棉区,离开时苏丹百姓夹道欢送,总理站在敞篷车上向群众挥手致意。陈毅副总理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出访给予高度评价:“此行不虚,由此为证。”
      周总理和陈老总来访,是使馆头等大事。全体馆员出动,轮流值班去机场看守总理专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住在共和国宫。我作为联络员住在宫里,随时同接待方官员保持联系,那几夜基本没合眼。
      同苏丹领导人阿布德中将举行会谈时,为尊重对方讲阿拉伯语,要我当翻译。我没有思想准备,自己做事务性工作方面的翻译尚可,怎能做政治会谈翻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商量余地,只能硬着头皮上。我紧张极了,总理说的话我听得清楚,阿布德将军讲官方阿语我也能听懂,但当他激动起来语速很快还夹着土语时,我懵了。从来没有给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水平低,既无经验也无技巧,也不敢要求对方再说一遍。这时冀朝铸同志坐了过来,用英语翻译,帮我解了围。我羞愧难当,坐在一旁,心中特别不是滋味。国宴时,周总理和阿布德的讲话都有稿子,我只需“照本宣科”。回想会谈时没有完成任务,很感不安,但又很兴奋,因为给周总理当过翻译了。
      时间过了0时,共和国宫二层楼一间宽大的房屋尚未熄灯,灯光透过白色百叶窗照在走廊上,那是总理的卧室。总理离开北京近20天了,旅途劳顿,每天会谈参观,深夜仍阅读文件思考工作。我方警卫人员昼夜值班,他们之间也常问,总理太累了怎么还不休息?等到总理屋内灯熄了,他们才坐下来轮流打个盹。
      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共和国宫前的尼罗河两岸一片寂静,河水缓缓地向北流去,大地还在沉睡中,此时是凌晨4点。我们看见总理已站在走廊,面向尼罗河,身披中山装,活动手臂,在做晨练。警卫立即走上前去说:我们去叫醒陈老总吧。周总理立即阻止,并轻声地说:“让他多睡会儿吧。”总理也只睡了不到四个小时。这一幕,生动感人,触动了我内心深处,永生难忘。总理精力过人,严于律己,体贴入微地关心老战友。这短短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多么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情怀,这是贯穿总理一生的美德。
      周总理在非洲享有崇高声誉。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时,在开罗街头听到埃及百姓高呼“周恩来!周恩来!”的名字。60年代,屈武率领上海杂技团到苏丹访问演出,游览喀土穆商业街,街道两旁行人驻足招手欢迎。有一群人高喊:“周恩来!周恩来!”在亚非人民心目中,周恩来就是新中国,周恩来的形象就是新中国的形象。他的名字超越国界,跨越亚洲,响彻在非洲城市的上空。
      总理在苏丹的时候,时值凉爽季节,白天万里无云气温仍高,使馆熬了绿豆汤给代表团解暑。总理和陈老总的衣服拿回使馆清洗。他们的内衣已经穿得很旧了,陈老总的文化衫上面有洞。使馆女同事洗着衣服深情地说,看看,我们的领导出国还穿旧的破了洞的衣服。陈老总说话不多,同代表团成员交流看法时,我在旁观察,他有刚直果断的将帅风度,一身正气。陈老总敬重周总理,有时二人谈笑风生,在紧张工作中出现了轻快放松的气氛。
       新中国培养年轻一代外交官,把他们派往亚非拉艰苦地区,经受锻炼,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在苏丹一干就是六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不仅看到苏丹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又透过苏丹看阿拉伯国家外交和西方外交,这是学习国际政治和外交业务极具实践意义的生动大课堂。
      苏丹是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启蒙地,六年的喀土穆生活使我对这块土地和人民怀有一种特殊情怀。后来,在也门、伊拉克和沙特使馆工作,苏丹大使都是我的好朋友。苏丹驻伊拉克大使在海湾战争中留守巴格达,患白血病不治故去。每当看到他赠送的黑木雕刻小象和蛇皮便鞋,就会想起他真挚友好的音容笑貌。
      在苏丹建馆的故事,是新中国外交史册的点点滴滴,反映出外交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素质和才干。如今,中国外交已登上大国外交舞台,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挑战无处不在。祝愿我们的外交事业风雨无阻,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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