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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4期  作者:王 兵  点击次数:182
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
      1945年12月15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参照《沁园春·雪》的韵律,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脩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浓浓的父爱,殷殷的期望,洋溢在字里行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谢觉哉家庭和睦,儿孙满堂,除了词中提到的“飞飞列列”(谢飞、谢列)、“定定飘飘”(谢宏、谢飘),还有谢廉伯、谢子谷等十名儿女,加上后来代为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不下三十人。谢觉哉既喜欢和疼爱孩子,又严格教育他们,在家教、家风方面堪称楷模。这一点,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一封封家书中,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

                                       重视学习,崇尚知识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说,虽然“私人的信,很少写”,但是“你们如有学习上困难问题,经过考虑还得不到解决的,如来问我,可能给你们答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觉哉对子女学习的重视。

      谢觉哉自幼酷爱读书,善于写作,并在1905年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但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做到随时随地认真学习。1953年8月7日,谢觉哉致信孙子谢金圃,就学习问题指出:“自学是最好方法,有些科学,难于完全自己学到,但一般文化、常识,没有不可学到的。但也不要性急,要一点一滴的累积。农村的先生多,广大劳动人民是你的先生,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1961年4月2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可变为自己的经验知识。”25日,谢觉哉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提出“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一定要学会掌握这个工具”,并再次强调“父母教导是要的,但主要是靠自己学,靠向老师及其他的人学”。

      谢觉哉谈到学习问题时,反复强调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比如,他指导谢金圃学习时,强调“文字须求通顺,纠正错别字,学好标点符号”。他指出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来信中,“有的文字还不大清顺,虽然你们不一定耍笔杆,但总宜想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这点上宜用点功”。他还教育谢宏、谢飘等人:“不管写什么东西,要想想写通了没有?人家看得懂不?如有毛病,就得修改。看书报也是一样,对于好的文章,不只要了解它的内容,还要欣赏它的写法。比如《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明白如水,容易懂也容易记。我们要用心学。”1961年11月11日,谢觉哉致信谢宏、谢飘等人,更是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再一次告诫你们:必须把语文学好,要顶好,至少是相当好,绝不允许不好。”究其原因,在于“语文不好,其他功课也必不会很好;本国语文不好,外国语文也不会很好”;“语文不好的人,思想也不会发展,做工作也必会遇到困难,因为他不会善于解决困难”。为此,谢觉哉要求他们努力“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定要做到词句通顺,字迹清楚”,并立了两则条约:一、“看东西一定要看懂,遇到难懂的字或句子,即‘拦路虎’,一定要啃掉”。二、“写信写文章,写完了要看几次,句子不好的要改,不惜改一次以至改几次,字写得不好或不清楚的要重写。绝对不许躲懒”。

      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和很多读书人一样,十分爱惜书本和报刊资料。1957年1月30日,他在给谢宏、谢飘等人的信中,要求他们“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图画、报纸和杂志。假如谁不爱护,就要批评他,帮助他改正。不管是小人书、教科书,还是课外看的书,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画面弄皱,也不许在书上乱画;看完后要整整齐齐地放还原处。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谢觉哉不仅讲了宋朝司马光“不管看过多少次,书还是像新的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的故事,还讲了自己小时候也曾“把书乱七八糟地塞在屉子里,被你们的祖父看见了,把我骂了一顿,并亲手给我整理。从此以后,我把读过的书,放在一定的地方,书坏了就补”。最后,谢觉哉要求孩子们必须注意并学会做好书报整理的工作。而且,他在1961年4月2日的信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几年前我写过一张要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贴在书架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那时你们都小,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了,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了。哭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懒散,那流的是狗眼泪,一钱不值。”

                                          尊重劳动,自力更生

      尽管谢觉哉始终做脑力工作,但他对体力劳动十分重视,对工农劳动者十分尊重。1951年5月25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廉伯、谢子谷等人的信中,严厉批评他们在来信中“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说他看不到他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批评之后,谢觉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理,指出他们错在“劳动观点尚不浓厚”,“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改造它,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

       在这封家书的最后,谢觉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意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叫你们向乡政府交出生产计划,定时向政府实报劳动生产情况。只有你们自己立起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农会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由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与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与我来信。”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同样指出:“你们都过过剥削生活,我也过过,只是比你们离开得早些。剥削生活是可耻的生活,不只害人而且害己,使得自己心肠窄狭,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候。你们事实上离开了那种生活,还要从思想上感到那种生活是可耻的,狠狠地把它摔(甩)掉,走入另外劳动生产的路,这样,精神才能得到解放。”

      谢觉哉多次提出,要纠正看不起农业劳动者的错误认识。1953年8月7日,他在给谢金圃的信中,建议他找爱人时“要找就得找个能劳动的农家女子,挑得起放得落的,识不识字是次要的”。1955年12月14日,谢觉哉致信在湖南宁乡做小学教员的侄女婿吴岂凡,要求他“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

      谢觉哉还注意从身边小事树立孩子们的劳动观点。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说你们能够认识到“妈妈够累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思考“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并指出:“你妈妈累的事,很多你们都能帮助做或代替做,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而是人不要你做也争着做,这样做才有趣味,才能学到知识。”“你们可以替妈妈做些事,有些要问妈妈,教示你们怎样做才去做,有些不要问就自动去做,如打扫房屋、洗衣服、帮助做饭菜。春天到了,还要种菜等。做些针线活——尤其是女孩子。还有大孩子照顾小孩子,替小的孩子收拾衣服、书籍、洗洗等,还有收拾书报等。我曾经写一张字贴在柜子上,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谢觉哉最后说,你们这样做,“妈妈不就会不大累了吗?对你们自己也有好处”。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在信中对谢宏、谢飘等人说:“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

                                           锻炼思想,力求上进

      谢觉哉格外重视孩子们的思想改造问题,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对他们的缺点严加管教。1951年1月27日,他在给侄女谢谦芳、侄子谢茂杞等人的信中说,自己喜欢看到他们关于“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的来信。同时教育他们不可骄傲自满,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出隽永的味道”,像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到达了黄河渡口,才算过关。“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因此,“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

     1952年1月1日,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女儿谢冰茹的信中,再次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勉励他们要有上进心,不要向困难低头,“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谢觉哉还形象地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建立不为个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要脱去一层壳的,脱壳必然有一阵痛。如果怕痛,下不了决心,那就要堕落;但如经过这阵痛,以后的心情就会新生,就会愉快。”

      1960年9月26日,谢觉哉致信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谢飘,着重谈论吃苦问题,指出:“你们现在是锻炼:锻炼身体,锻炼思想,锻炼学业。我们用‘锻炼’这个形容词,好像矿石炼成铁,炼成钢,优质钢、合金钢等,是要经过烈火烧、锤子打的。这当然也可以说是苦,但接着来的是学得了本领,是甜,高度的无限的甜。”谢觉哉接着分析说:“不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苦与甜,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俗话说:‘苦尽甘来’,可见甘是从苦中来的,而且不一定先苦后甜,在那苦时就能尝到甜味。又不一定一甜了不会再苦,任何事体都有困难,现在有将来也有,我们不能有苟且偷安安居中下游的思想,要常找难的事情做,以锻炼自己。”

      1961年9月27日,谢觉哉在给谢飘的信中,又着重谈论了不要有骄傲思想的问题,指出:“骄傲的帽子,一定戴不得。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切不可以认为自己正确就可以骄傲,或认为人家说我骄傲不要紧。要知道正确不正确,在没有经过实践证明以前,谁也不能做最后的结论。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这叫做‘好问’,叫做‘集思广益’。即令自己真的是对,那你就要说服人,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

      对待孩子们的入党问题,谢觉哉更是严肃认真。1961年2月28日,他致信谢宏、谢飘等人:“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你们已读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典型事迹的书籍或戏剧,你们自己可检查一下,如果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不无私地帮助人,团结人,学习、劳动、工作上有缺点,不能艰苦朴素等,就要下决心改正,因为这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望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定的志愿好好去做。”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谢宏、谢飘等人:“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坚持原则,不搞特权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甘做人民的公仆。“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所说的这两句话,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谢觉哉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权思想,不要把他视为旧社会的官老爷,更不要做“少爷”的美梦。

     新中国成立后,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谢廉伯,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但要等一等,因为这时候“你们很穷”,“筹路费不易”,来到北京,“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待到秋收后,光景好一些,再来不迟。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以诗言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所谓“焦官”,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而“周老官”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不仅说自己是“焦官”,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

      在给谢子谷、谢廉伯的信中,谢觉哉还提前打了“预防针”,对他们说:“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防微杜渐。1952年3月28日,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指出他的来信中“有些话是聪明的,有些则须考虑,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为什么呢?因为“学习是必要的,除日常学习外,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但是“机会必然多,在省或县,而不在北京”。值得一提的是,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在信的末尾说:“要来北京玩玩,决定于你。我们无假期,任何时候都一样。”1960年3月29日,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明确表示:“我不知道可不可调,如果可调,姜忠可以自己请求,如不可调,那旁人说也是空的。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这是旧社会的习气,早已经不作兴了。”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1961年1月20日,他致信谢廉伯、谢子谷时,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时受到特殊招待,仍然气愤地说:“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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