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起：项英、何克全、陈绍禹、陈云、刘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

     “延安十三年”是一种习惯的说法，也有称“延安岁月”和“延安时期”的。狭义地讲，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离，这10年的历史；广义地说，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这13年的历史。

“延安十三年”，横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发展到成熟壮年的历程；是中华民族由一盘散沙到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第一次彻底胜利的历程；是解放区军民由抵抗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到转入全线战略反攻，赢得夺取全国胜利曙光的历程。同时，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也就是说，“延安十三年”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巩固的。

一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的发展，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早期中共党员与广大工农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得益于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一大就提出要“密切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规定一个月要向其汇报一次工作。从中共二大起，中共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者形成组织隶属关系。此后，不仅是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选择，都要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才改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出身湖南韶山农村的他，在私塾读书之后，17岁才接受近代教育。在中国第一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没有留学经历的毛泽东，是通过译著学习马列经典著作的。但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坚强意志，以“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的求真务实精神，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共湖南早期组织的创建者；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他领导湖南建党建团和工人运动，其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受到陈独秀的表扬，“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既非世家子弟，又无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工作经历，但他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仇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但是他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革命。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等省上千万加入农会的农民，在几个月内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没有成就的事业”；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为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最卓越的领导者，成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的风口浪尖上，毛泽东众望所归，成为在危急关头挽救中国革命的不二人选。

关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的观点，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任何异议。近些年，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只是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会后的分工中张闻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2月5日），而毛泽东还只是“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开展延安整风之后。虽然它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描述是准确的，但就实际领导作用的角度来说，笔者不赞同后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载入史册的，是中共由幼年转入成熟的标志。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个伟大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和落实也有一个坎坷艰难的过程。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指挥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改变了军事指挥体制，确定了陕甘战略发展方向，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造成的严重危机，战胜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堵截和艰难困苦，终于长征胜利抵达吴起镇。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指挥和领导才干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继而在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沙窝会议调整常委的分工，正式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成为党内“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同步，泸定会议后离开长征队伍辗转来到莫斯科的陈云，于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系统地汇报了红军长征的经过，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阐述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西征伟大胜利的主要因素。这是自1934年10月初因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和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央苏区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是通过上海中转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整整一年后，共产国际方面第一次得到来自中共中央的全面汇报。作为那段历史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和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陈云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及其以后的长征中，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也不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是，他在汇报遵义会议的成就时明确写道：“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还特别强调，“我们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我们有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干部”。陈云的汇报不仅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引起斯大林的特别关注。他专门抽出时间于12月3日下午再次接见陈云、王明和康生，详细询问关于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二

1935年11月3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毛泽东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 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又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同期，陕甘苏区正处在多路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中，而内部因继续执行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北方局代表等发动的错误肃反，致使刘志丹等一大批骨干被抓、被杀，人心惶惶，形势危急；从全党来说，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其历史过程仍未完结。面对日军强敌深入和民族危亡，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尚未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还只是毛泽东等少数领导人的认识，远未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此前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甘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和出发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党中央系统阐述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全面调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气力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会议上，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进一步扩大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从此，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始终是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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