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田汉

1949年9月27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1966年6月田汉被关押，代国歌的歌词被禁唱。1978年换上集体填词的新歌词，各方面意见很大，且没有流行开来。1982年恢复原歌词，并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于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新政协筹备会登报征集国歌■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分为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订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组员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7月4日15时，叶剑英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两个委员会：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由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由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组成。会议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征集国旗、国歌，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起草征集启事，报送筹备会常委会批准发布。

7月9日，周恩来审阅《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当即修改并批复：“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沈钧儒等表示“完全同意”。7月14日，征集启事送到人民日报社。《启事》第三条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之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从7月15日起，《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连续8天刊登征集启事，国内外报纸纷纷转载。

8月5日，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等专家为顾问。选稿工作设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经过连续五天的突击审稿，23日，第六小组召开国歌初选座谈会。与会者认为，国歌是代表国家的歌，既要有大众性又要有庄严性，而应征稿件普遍不尽理想。24日10时，马叙伦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1.从应征稿中复选13件，排印200份，以备提供参考。2.因复选出的歌词似尚未臻完善，仍由文艺家继续拟制。3.据专家意见，复选提出的歌词，经常委会通过后即制定曲谱，并登报公布、征求群众团体试唱后，再作最后选定，但需要相当长时间。此种意见是否可以采纳，请常委会决定。

在这次征集中，除国旗征集稿选中五星红旗外，国徽、国歌征集稿都没有满意之作。国徽暂缺无碍大局，而按照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不能没有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在报告中说：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内可以完成。他们向周恩来提出，拟从现有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挑选国歌。周恩来说：“流行的革命歌曲中，最有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部分人都会唱的歌曲，这是我个人的建议，请第六小组研究并征求委员们的意见。”

■毛泽东拍板代国歌不改歌词■

在第六小组多次讨论会上，不少人推荐《义勇军进行曲》，但也有人觉得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应该修改。第六小组决定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并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义勇军进行曲》。郭沫若当即拟就三段歌词，于9月13日打印200份。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决定将第六小组负责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等工作移交给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主席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收到应征国歌曲谱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20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问题的意见。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应邀参加。马叙伦汇报了第六小组关于国歌的讨论结果，根据目前情况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画家徐悲鸿说：有些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指定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差不多。抗战中它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李立三说：《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田汉等人认为这首歌曲已是历史，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大家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全体起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在正式国歌定下来之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9月27日，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四个决议案，其中关于国歌的决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谱。10月1日15时开国大典，解放军军乐队演奏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经过■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初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做亡国奴”成了全国人民的心声。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积极抗日外，还涌现出了东北义勇军、上海市民义勇军等抗日组织。上海文艺界也掀起了创作救亡电影、救亡歌曲的热潮，从1931年9月至1935年2月，左翼剧团联盟党团书记田汉创作了20多部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电影，以及几十首救亡歌曲。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9岁父亲病故，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6年，他在上海与唐槐秋等人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8年，他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以推进新戏剧运动，并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1930年3月，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他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6月南国社被查封，左翼剧团联盟改组为左翼戏剧家联盟。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电通公司是左翼影界人士抗日的阵地，由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等人在幕后领导。1934年12月，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桃李劫》上映，其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第二部电影是田汉编写梗概的《风云儿女》，反映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两个青年人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田汉在影片结尾为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首长诗，因“催稿甚急”，长诗只写了一节：“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1935年2月19日晚，田汉拜访即将赴苏联访问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刚返回家就被捕了，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田汉被捕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风云儿女》的梗概写成电影剧本。记录田汉诗稿的那页薄纸，是稿本的最后一页，其中“大炮飞机”被茶水浸湿了，辨认不出来，夏衍将其写成“炮火”。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的诗稿作曲。1933年初，田汉与赵铭彝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算上《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与田汉合作了14首歌曲。为了让曲调和节奏更加鲜明有力，聂耳和电通公司工作人员孙师毅商量，在不影响歌词内容的前提下，对田汉的歌词作了字句上的修改。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聂耳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自学了二胡、三弦、月琴、风琴等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并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1928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7月，聂耳为躲避追捕，取道越南、香港来到上海。1931年3月，他考进联华影业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接着又考入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师。1934年4月，在党组织安排下，聂耳到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后升任音乐部副主任。他与安娥以灌制唱片为名，录制了一批进步歌曲的唱片，并灌制了自己创作的22首歌曲。

1935年1月，聂耳出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的音乐部主任，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58号3楼，开始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田汉自由体的歌词长短不一，最多的一句有14个字。尽管作曲有相当的难度，但聂耳对田汉充满战斗气势的歌词深有同感，认为田汉的歌词同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聂耳对朋友许幸之说，他是受了《国际歌》《马赛曲》的影响，而《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后来，田汉说：“聂耳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但他天赋甚高，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又勇于学习。他善于处理别人很不容易驾驭的语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是被认为很不易驾驭的，而他处理得很自然、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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