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毛泽东（右一）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参访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右二）等一行六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害怕民主人士，对民主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乐于并且善于与民主人士打交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身体力行，经常抽出时间与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谈话、聚餐，进行书信往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黄炎培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一段佳话。

■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

毛泽东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集会欢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访问上海，黄炎培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当时年仅27岁、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泽东聆听了黄炎培的演说。后来，毛泽东两次向黄炎培提到当时的情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欢迎他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然后告诉黄炎培在欢迎杜威的会场中就已见过他。1949年8月1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至中南海颐年堂，畅谈4个多小时，其间又问他：“知道我们第一次相见在哪里？”然后说：“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演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者只多少多少，失业者倒有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间有一个毛泽东。”可见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演说印象之深刻。

抗战时期，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之子、画家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有一把茅台酒壶和几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红军长征时，有报纸称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针对这个传说，他在画上题了一首七绝进行调侃：“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以此讽喻了这个传说的荒诞无稽，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幅画在重庆展出时，董必武把它买了下来带回延安，毛泽东看到之后非常喜欢，就把它挂在了会客室里。这无疑是对黄炎培的一种高度认可和肯定。

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国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与日俱增。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得到了黄炎培仰慕和关注。黄炎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共以及毛泽东。1937年12月19日，黄炎培从武昌坐车前往长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车上读毛泽东自传及毛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对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毛泽东自传》，黄炎培读过多遍，认为“应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读”。后来，黄炎培作为社会贤达人士的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面长谈，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争取宪政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逐渐成为了中共的好朋友。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应该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两人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周期率的对话了。当时黄炎培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作风面貌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充满了期待，就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拉近了黄炎培与他在思想上的距离。延安之行结束后，黄炎培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如实地向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作风和崭新的面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也进一步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的好感。

■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毛泽东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到达北平。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欢叙长谈。26日，毛泽东单独邀请黄炎培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做客。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当黄炎培到达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并搀扶着他走下汽车。进入北平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住处单独招待黄炎培，这是很高的礼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获此礼遇者，仅黄炎培一人而已。

在当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希望黄炎培利用其威望和影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请你做新中国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将不同于苏联，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新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以安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业者。黄炎培听了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28日，黄炎培即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发出5份电报，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共的政策，同时敦请他们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

毛泽东不仅礼遇和尊重黄炎培，对其创建和领导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格外关心和重视。由于民主建国会与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专门邀请黄炎培及民主建国会同人聚餐谈话，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刘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黄炎培“十二时半归”，其间毛泽东“为解放上海嘱同人效力”。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主张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身上。白皮书发表后，中国的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白皮书进行谴责。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国民主建国会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8月24日以民主建国会在北平发言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发展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是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为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看到声明后非常高兴，马上函告秘书胡乔木，要求将其“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并于当天致信黄炎培，对声明给予很高评价：“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笔致函黄炎培。黄炎培接信后，既感激又兴奋，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致谢，并表示“希望主席时时指教”。8月26日，毛泽东写了给黄炎培的第二封信，对其表示慰勉，信中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常有书信来往。从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黄炎培既有浓浓的公谊，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泽东与黄炎培除了谈论国家大事，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黄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体有些不适，毛泽东都会殷切询问。此外，毛泽东和黄炎培都爱好写诗填词，两人的书法艺术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因此他们还会互赠诗词墨迹。黄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诗集，如《红桑集》等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把1954年和1956年6月填的两首词《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抄赠给黄炎培。黄炎培得到这两首词的墨迹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

■鼓励黄炎培反映情况和问题，监督各项工作■

黄炎培为人直率真诚。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但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会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反映，为此他常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毛泽东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对于黄炎培向他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他总是十分重视，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到1950年4月前后，这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与此同时，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城市，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负偏重，私营工商业发生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市场严重萧条。在农村，某些地方征粮超过定额，甚至在发生严重灾情的情况下还加重征粮，造成农民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黄炎培了解到这些情况，忧心如焚。1950年4月17日，他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坦言直陈：“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上海“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措辞非常尖锐，但毛泽东并不计较，而是给予高度重视。他不仅指示将这封信分送有关人员传阅，而且在4月26日约见黄炎培，当面听取黄炎培反映情况，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征求意见。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黄炎培进一步了解情况，4月29日又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送呈毛泽东，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灾情严重、超额征粮，城市存在的工商业税负过高和强迫购买公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虽然从不同渠道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对这封信仍然非常重视，先后指示陈云、薄一波、陈丕显等人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情况向黄炎培反馈。1950年5月9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所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等问题作出说明。5月15日，毛泽东即将陈云的信件转给黄炎培，并写信说明：“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附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

针对黄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苏南地区灾情及征粮过重等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5月12日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要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向中央作一较详细的报告，以便答复黄炎培。后来，毛泽东不仅将陈丕显的报告转交给黄炎培看，还写信建议他去找陈丕显，当面了解情况。信中说：“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后来，陈丕显和黄炎培专门谈了三个半天，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和解释了其关心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对此，黄炎培十分感动。

在黄炎培向毛泽东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中，也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差距较大的。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则以各种方式让黄炎培了解真实情况，用事实来说服和教育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改运动中，有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向黄炎培写信告状，说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炎培陆续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并写信希望能够予以解决。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致信黄炎培，表示已将信件转寄有关负责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断将各种土改文件和报道寄给黄炎培阅看，让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实际的土改情况。黄炎培看了这些土改材料后，主动要求去他所关心的苏南各地考察。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年1月10日，专门致信饶漱石、陈丕显说：“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又在1月13日会见黄炎培，对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赴苏南农村，通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土地改革有了符合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苏南的一些地区虽然在短期内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因此，“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参阅。《报告》中，黄炎培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某些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也提出了看法。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一些“左”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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