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访美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引智工作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是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高层议事协调机构，由邓小平提议设立，姚依林、宋平、张劲夫等都曾直接领导或从事这项工作。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立后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推动引进国外技术和人才，推动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缩影。
■形势与任务的迫切呼唤■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党和国家、各族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挫折和损失，国家政权被严重削弱，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国民经济滑向崩溃边缘，科技教育停滞不前，人才断层、奇缺，对外各种交流几乎中断。而在这期间，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主要发达国家蓬勃发展，国力大增。邓小平曾十分痛心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10年，可能是20年、30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50年”。为此，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增加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1978年底和1979年初，邓小平相继访问了日本和美国等多个国家。在日本，他挤出时间参观新日铁、日产、松下电器等跨国大企业，详细了解工厂的设备、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在美国，他怀着浓厚兴趣参观了华盛顿的宇航博物馆，进入阿波罗11号指令舱，后又兴致勃勃飞往休斯敦参观那里的航天中心，对美国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和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美国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就在此前后，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而且大多为发达国家。目睹了世界的发展变化，以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后，我国高层领导强烈认识到：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已经铺开，一大批关键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重点攻关项目正在进行，一些大型的技术引进项目正在论证或谈判，重要领域的技术政策正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正在编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正在有步骤地展开，我国已经先后设置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一批沿海城市和经济地带。不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改革开放，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知识的人才。这时人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根据20世纪80年代初统计，我国培养了1300多万名专业人才，其中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有683万名，但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的人才队伍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相比，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在知识结构和队伍素质上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对外开放工作时，也谈到沿海开放城市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才不足。
一方面国内缺乏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国外有现成的先进技术经验和人才，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也为此架起了桥梁，一切好像已经顺理成章，但事实并不简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3年邓小平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重要谈话足足5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的大门已开，但大门内仍有无数小门，禁锢着中国的开放。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多年“左”的影响，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思想、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把引进国外人才与发挥现有人才作用对立起来，认为我国现有人才作用还未充分发挥，没必要引进国外人才。二是怕和外国人打交道，担心开展国际交流合作被视为“里通外国”，担心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在对外开放中热心引进资本和先进设备以及工作中的迎来送往，轻视忽视软件和人才的引进，存在把外国专家的建议束之高阁，对外国专家不敢大胆放手使用的现象。四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涉外办事程序繁杂，层层审批，存在不少问题。如在实际操作中，专家所需经费、外汇从何处出，如何便利专家来华入境、旅行、居住，来华工作所需携带的生活用品、小型仪器、工具怎样顺利进出海关，在与专家合作中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才不算泄密。凡此种种，既缺经验，又无章可循。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只有几个城市可以去。有位领导同志指出：“二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有很多想象不到的遗留症状，所以当时要开展引进国外智力的工作，必须由国家级权威来推动改革。”
■重要谈话的贯彻落实■
在广泛考察调研基础上，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汇报后发表重要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同时，他还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邓小平强调，不仅要重视资金和设备的引进，更要重视智力、人才的引进。要从认识上有一个根本转变，态度上要积极，不能慢慢吞吞，坐而论道。必须统一规划，统一政策，有组织地进行，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邓小平提议中央成立领导小组，并请姚依林任组长，推动这项工作。
这篇谈话包含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破除了陈旧观念阻碍，科学奠定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理论基础。这篇谈话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使引智工作开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篇谈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篇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谈话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尖锐地指出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障碍和突出问题，深刻分析了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对外开放中的战略意义，揭开了我国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新篇章。
邓小平有关利用国外智力的“七八”谈话后，7月1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学习邓小平谈话，并要求认真贯彻和落实。7月13日和14日，姚依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根据谈话精神和书记处讨论意见，提出尽快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起草文件，阐明引进国外智力的战略意义和方针政策，并责成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即后来的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近期引进国外人才计划。
7月底，国务院科技办与国家科委联合召开有美、日、西德、英、法等10国科技参赞及香港新华分社科技顾问参加的座谈会。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外交部、外贸部、中科院、外国专家局等部门派代表参加，听取各方意见。
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成立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并号召全党进一步认识引进国外智力的重要性，统一思想，统一政策，不失时机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
■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迅速组建■
为加强引智工作的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1983年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由姚依林、方毅、张劲夫、宋平组成，姚依林担任组长，张劲夫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在工作分工方面，9月9日即领导小组成立的第三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就明确了国务院各部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分工，部署了当前的引智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搜集国外人才资料，建立引进人才资源库，鼓励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既不要一哄而起，也不要坐而论道。会议邀请30多位知名科学家和部分高校领导列席。会后，南开大学提出拟聘美籍华人专家陈省身到该校数学研究所任所长。这也是第一个向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申报的聘请海外专家的引智项目。
在干部队伍方面，中央引进国外智力工作领导小组重视建立精干有力的引智体系和工作队伍，以便从组织上保证这项任务的顺利推进。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艾知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王维澄先后被任命为中央引智领导小组成员，以协助张劲夫工作。在领导小组下设立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交办的任务。办公室先由赵东宛、郭树言分别任主任、副主任，后由王迺任主任，武永兴、李明俊（兼）任副主任。同时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区有一名负责同志抓这项工作。按照“少而精”的原则，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逐步选调了一批有较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理工专业毕业、有留学或国外工作背景、热心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同志，作为基本骨干，充实和加强了工作队伍。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各部委、各省市区也成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工作机构，并选调了一批干部，承担具体任务。许多部委、省市区领导都亲自负责此项工作。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多次批示推动上海引智工作，还担任上海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国的引智工作系统和网络很快形成，并拥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引智工作专业干部队伍，为引进智力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内部政策方面，针对开展引智工作急需解决的经费、保密、工资待遇、出入境手续、居住、旅行、海关进出境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外国专家局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等8个重要文件，相继于1984年底前出台，在经费保障、待遇问题、保密问题、外事问题、生活问题方面等作出明确规定，为早期引智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在经费上，财政部支持建立了引智专项经费，在中央财政中正式列支，1985年这项费用达8000万元。在保密方面，在严格保守国家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的核心秘密和技术专利的基础上，修改了不必要和不适当的保密规定。在工资待遇上，对应聘来的专家都坚持待遇从优，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使他们的净收入略高于其在国外的实际收入水平。在外事上，修改了不适当的保卫规定和外事纪律，简化了办理签证和海关检查的手续，减免了他们携带物品的关税和在我国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在生活上，照顾外国专家和在华亲属的生活习惯，努力解决必要的居住条件，先利用现有饭店、宾馆，并积极地、有计划地建造一些国外专家公寓。这些办法的出台，使新时期引智工作有章可循，健康有序地发展。
在对外渠道方面，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想方设法、多方联系，为引进国外智力提供了各种渠道支撑。在优先重视发挥已有的官方、半官方、民间的以及各国际组织的作用，特别是驻外使领馆作用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对外联系，做好聘用国外专家及出国实习培训人员的国外管理工作，为各部门、地方服务，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1985年11月成立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作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对外窗口。人才交流协会成立后，随即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办事机构，与一些外国专家组织和境外的培训机构、学校、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比如，在美国旧金山成立了美中人才国际交流基金会，在纽约以公司名义注册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代表处。在日本、西德设立协会、基金会代表处。协会和基金会以及在境外的办事机构成为引进智力的重要渠道和为各省市区、各部门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的重要公共平台。经过几年努力，在国外不仅有使领馆的官方渠道，也有民间渠道作为补充，形成了面向世界、多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引智工作格局，形成政府、民间机构、企业以及国内外相互结合的网络，为以后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