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注基层方面的批示■
胡耀邦关注基层方面的批示有两则，所涉及的单位，一个是城镇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一个是轻工业系统的工艺美术工厂。而批示内容的形成，一个是受“诱发”而起，深入思考；一个是举一反三，逐步延伸。
1979年8月，内参部主任王丰玉在上班的路上采写了一篇内参稿件，反映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朝阳门外大街大打“标语战”的情形。稿件刊登在1979年9月3日的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08期内参上，标题为《从一条街的二十条横幅标语看开展卫生运动中的严重形式主义》。9月6日，耀邦同志对此期内参做了较长批示，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批示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受此“诱发”，“想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批示全文是：“北京日报社同志：看了你们这个材料，诱发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街道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工作的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林彪、‘四人帮’在台上十年，对它们有什么影响？有哪些好的东西值得充分肯定，有哪些东西要坚决改进，有哪些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和解决。这种种问题我是一点不了解的，可能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也不了解。而摸清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对改进全国城市工作都有意义。如果你们能在这方面做一个系统的调查，并整理一个材料，我觉得对市委、对中央有关部门都很有作用。你们感到力量不足，向市委有关同志反映一下。”
按耀邦同志的思路，我们很快组成了由市委研究室李瑰、张元林二人参加，当时还是报社通讯员的陈星、曹建国（后都任报社记者）和我一共五个人的调查小组，以东城区、崇文区为主，对城市街道居委会的情况做了全面调查，并撰写了《关于居民委员会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分三大部分——“解放以来居民委员会变化的情况”“居委会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关于改进居委会工作的几点意见”；同时带有两份附件：一份是《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多得吓人！》，再一份是《中国强居委会为什么走了下坡路？》。《调查报告》和两个附件在1979年11月7日第2530期内参上刊登后，耀邦同志有否批示，没有查证，但很快引起了市领导和国家民政部的重视，对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相关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记者唐欣采写了一篇稿件，主题为《北京景泰蓝在企业整顿中动了真的！》，刊登在1982年12月29日第2875期内参上。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写下了“三段式”的批示：
“仲勋、启立并丕显、劲夫、君毅同志：
“整顿企业就要这样真正的整。凡是经营管理问题很多而整顿又走了过场的，必须考虑要调整领导班子。凡是这样的企业而又有中央部门工作组的地方，还要适当地问问工作组的领导人是怎样工作的。
“要提醒一切工业战线的同志，严肃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从今年开始的企业整顿基本流了产，所谓提高经济效益，学会现代化经营管理，也就成了空谈。
“还要使下面同志了解企业整顿不解决一定问题，党风社会风气的扭转也就无从谈起。因为社会风气的好坏是与我们厂矿企业风气的好坏密切联系着的。”
从转载在1983年1月7日的《国家经委工作动态》上的“三段式”重要批示中，可以看出，对于一篇报喜式的内参，耀邦同志却“正面文章反面做”，并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地指出，企业整顿走了过场的要问责；并提醒一切工业战线的同志，如果企业整顿流了产，提高经济效益、现代化管理也就成了空谈；批示进而由此及彼言之，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厂矿企业风气的好坏密切相连，企业整顿不解决一定问题，党风社会风气的扭转也无从谈起。
整个批示，思考深入，全局意识，跃然纸上。
■关于关心民生方面的批示■
1982年，北京日报社内参部记者耳宝君被请去列席了一次解决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这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我时任内参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对这件事的过程比较了解，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很有必要做些回顾记述。
1980年底至1981年初，老耳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采写了一组四篇内参稿件，反映了北京市在朝阳新开辟的劲松、团结湖两个居民住宅小区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这一组四期内参作为连续性报道，它们分别是第2674期《条件齐备只等主人》、第2675期《新建商店多数没开张》、第2676期《新楼为何变旧楼？》、第2677期《建筑单位“屁股大、尾巴长”》。一期一个主题，四期内参反映了四大问题。这四期内参是1981年2月9日发出的。2月11日，耀邦同志对这四期内参做了重要批示：“请（冯）文彬同志组织人，把这四份材料压成一份材料，印成书记处文件，并通知北京市有关同志，下星期一（2月16日）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报社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按照领导批示精神，要求内参部把四期内参压缩成一份材料上送。因为材料要得急，我与张志华、耳宝君三人，停下手头所有工作，简单商量了一个大路子，立即勾画剪裁，排字工人随送随排，晚上加班加点，12日上午核校、复印、装订完毕，下午由我按时将材料送到中南海。记得出面接待我的是耀邦同志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我做了简短汇报，他对这么快将材料搞成送到表示满意，并感谢报社同志。周杰还嘱咐我，回报社后听招呼，材料有什么问题随时找要有人在。同时他还透露，书记处开会时可能请记者列席。
周杰透露出的意思虽然能让人听得明白，但真的能让写稿子的记者去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当时我却有点不大敢想。不敢想象的事情还真的发生了。很快中央办公厅通知报社，让派一名同志于2月16日上午9点前到中南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内参反映的有关“建成的房屋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这么高规格的会议，请北京日报社的同志参加，非常令人兴奋，对报社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当时，报社主管内参工作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问谁去列席会议好。我稍加思索后便说：“还是让写稿的记者去更好：一是中央办公厅的意思是让记者列席，又只能去一个人；二是写稿的记者了解情况，中央领导问起什么，能讲具体；三是让写稿的记者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本人对广大编辑记者都是个很大的鼓舞。”报社领导最后决定让耳宝君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2月16日上午8点多，耳宝君赶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看到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和列席会议人员，人手一份由自己采写的内参稿件压缩而成的标题为《北京劲松、团结湖许多新建的宿舍楼房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的调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文件〔1981〕35号，落款为“北京日报内参部整理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会议从上午9点开到中午12点。散会后，老耳马上赶回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向内参部同志介绍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书记处会议开得如何生动活泼、热烈讨论内参反映的四大问题的情形。出席会议的书记处成员发言，列席会议的人也可以随时插话。耀邦同志一上来就开宗明义：“现在开个会，讨论一下建成的房子不能住人的问题。”接着，耀邦同志介绍了一下与会议主题有关的“时代背景”，他说：“目前社会上有三大问题：房子、物价、失业；政治上也有三大问题：宣传、治安、党风。”耀邦同志在简单介绍供会议讨论的文件形成过程后明确提出：“现在准备以这个问题为突破点，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然后，他请记者先介绍一下情况……看来我们决定让记者列席会议是对上号了。在请北京市管建筑的宋汝芬同志介绍情况前，耀邦同志说：“中央分的房子太多。中央霸占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呀？现在有这么多房子还要盖多少多少。过去各部门都要求批建筑面积，盖了好多房子。我的意见，找各部门开个会，动员他们把多余的房子拿出来，交给北京市，为什么不多给人民干点好事呢？”
在讨论中，耀邦同志针对一边建房子一边浪费的现象，深刻地指出：“反正不花自己的钱不心痛！”列席会议的邓力群更加深刻地指出：“现在为了房子什么性都没有了，什么党性、德性呀！”
对于如何解决劲松、团结湖的房子问题，新上任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说：“现在许多问题尽扯皮，这是普遍现象。我们北京市准备开展一次‘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不然的话没有思想基础。”耀邦同志马上接住话茬儿说：“《北京日报》和新华社要宣传这个经验。”段君毅接着说：“客观原因不是主要的，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我们要开展这个讨论。……这个问题不解决，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得烧得你焦头烂额，我姓段，他姓焦（指新市长焦若愚）。”
最后胡耀邦做了总结，他讲了四条：第一，不管中央的、国务院的，凡是建好还没有住人的房子，现在还在扯皮的，限在三个月之内住进人，不住人就由北京市没收。第二，所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到底现在没有房子住或住房十分紧张的，究竟有多少？分配房子要尽量先满足他们，否则我们太脱离群众……第三，赞成老段提出的开展“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思想教育的讨论。讨论情况先在《北京日报》上报道，然后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这是搞好我们党风的一项重要工作。第四，城市建设问题，另外组织讨论一次。
后来，北京市开展了“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大讨论，这除了为解决有关劲松、团结湖房子的具体问题打下思想基础，还对推动全市其他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于关怀青年人的批示■
胡耀邦曾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担任中央领导后，他依然关心青年工作。
1979年4月5日，《北京日报》内参第2472期，刊登了记者张志华整理的一篇文章《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一些思想动向》。4月6日，胡耀邦针对当时毕业生的思想状态如何开展工作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请青年报刊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在报刊上以《同本届高中毕业同学谈谈心》为题发表一篇言论，也可选一些不同典型请他们谈自己的打算，也可以组织座谈会，作综合报导。要大规模地到群众中去，把思想工作做活做细，力戒夸夸其谈。”
胡耀邦关心青年人的思想政治工作。11月底12月初，以年轻记者唐欣为主，我抽空辅助，完成了《有这样五个青年》的内参稿件的采写。文章具体而形象地描述他们的工作和成长经历，介绍了他们不同的思想状态，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这些引起了耀邦同志的高度重视。文章于1979年12月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社编印的第2539期《内部参考》上。6日，耀邦同志批示：“转团中央。”虽然“主批示”只有四个字，但在文章中多处留下了耀邦同志阅读时画出的着重线。他还写下了具体批示意见。文章第一部分讲的是北京市管乐器厂青年工人郝云的事迹。他和师傅一起制造出达到国际水平的一种乐器巴松，因而小郝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但“墙里开花墙外红”。而小郝对此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在人们看来，标兵应该样样都好，报纸上就是这样宣传的，团组织也要求青年处处向标兵看齐。而我恰好并不是个样样都领先的人，只不过是个一进厂爱上了我所干的这一行的普通青年……”耀邦同志在这段话的下面画上横线，左旁批写：“形而上学很严重！”小郝继续说：“自从我做的事情被别人重视后，宣传得可真不少，可是老走样。‘四人帮’被粉碎前，有的文章说我是由于学习《毛选》，写了几万字的笔记才干出成绩的，熟悉我的人当然不服气，我也被弄得很被动。其实，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音乐和吹巴松了。现在当标兵，人们又要求我政治学习、义务劳动以至打扫卫生都要带头。这样我还有多少时间去摆弄巴松呢？有时，我改革巴松的设想与一些师傅看法不一致，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对方就认为我当了标兵骄傲了。我想，是不是为了显得谦虚点就该放弃自己的意见呢？这些问题使我很苦恼。我思索了很久，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是对的。这是因为国家需要的是我拿出超过世界水平的巴松，不需要我磨去棱角，做一个拿不出巴松而仅能保持‘光荣称号’的标兵。”在小郝的这一段表述的下面画了着重线后，耀邦同志在开头处左旁，针对所谓学《毛选》“写了几万字的笔记才干出成绩……”的一段话，写上“弄虚作假！”四个字。而在这段话的中后部，耀邦同志意味深长地写道：“从来没有把这件事谈清楚过！”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一个转变了的青年”，讲的是北京工艺美术工厂青年工人杨军由后进变先进的故事。文章写道：“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有技术、能干的人并不吃香，小杨几次申请入团也没人理。相反，少数能说会道的人反而受重视、得表扬，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这次，耀邦同志的批语写在了这段话的右边：“现在是不是还有流毒呢？！”半是疑问半是惊讶。
这篇内参文章的第三部分——“一个‘思考者’”，介绍了一位在一家大型商场工会工作的女青年郭小惠的思想状况。她说，“我平时很喜欢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在这方面大量的事实使我对咱们国家未来的前途并不乐观”，看了一些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真相”后来变成了“假想”，就不怎么相信报纸上说的了，“逢事还应该多独立思考”。但是，“由于我懂得太少，又得不到帮助，所以我感到自己只是个‘思考者’”。耀邦同志从关心基层青年人思想进步的角度，在小郭最后几句话的左边批写：“要深入研究团支部的思想工作！”
条条横线，处处批示，无不体现出胡耀邦对青年人的热切关怀。■
（图片说明：1986年10月14日，胡耀邦陪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观中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