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杨公素
来源：《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作者：孟 醒 点击次数：
■一■
杨公素原为杨度与徐粲楞所育之子，他前面有两个姐姐：大姐杨云慧、二姐杨云碧。1932年已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的杨公素，因与母亲就生活费一事发生争执，负气离家出走后不知所终。1941年，杨公素的东吴大学同学好友佘贻泽，为了掩护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真实身份，就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并以此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杨公素之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佘贻泽，1911年生，四川大宁（今巫溪）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中，年仅十几岁的初中生佘贻泽就参加了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重新回到课堂，于1928年春，插班进入东吴大学附中初三年级就读。在苏州读书七年半，直到从东吴大学毕业。
在高中阶段，佘贻泽是足球、篮球场上的中坚分子，学生中的知名人物，并因此结交下不少朋友和几位密友。杨公素就是其密友之一。佘贻泽在其所著《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中描写杨公素时写道：“他长得白净文静，戴副眼镜，个子不高，穿着入时，一副公子哥儿形象。”
杨公素的母亲很担心儿子结交纨绔子弟，染上恶习，于是对之管教甚严。杨公素为打消母亲的疑虑，就将佘贻泽带到家里去玩，并从此长相过从，亲如家人。但杨公素并不只有佘贻泽这样一位朋友，他还结识了一些纨绔子弟，因此不时与母亲产生冲突。他的离家出走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杨公素失踪后，佘贻泽曾在杨公素母亲的要求下，跑到镇江打听近期长江里有没有人落水的事，并在《江苏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启事，最终并无结果。
佘贻泽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解放区救济总署秘书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天津市外事处副处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驻越南大使、中国驻希腊大使等职。
■二■
1935年春，佘贻泽从东吴大学毕业后，投考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志向是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9月，佘贻泽就读燕京大学的研究生。1937年毕业时，他完成论文《中国土司制度》，并向校方提出愿继续留校。但卢沟桥的炮火迫使佘贻泽等众多知识分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经过苏州时，佘贻泽曾与杨公素的母亲及两个姐姐杨云慧、杨云碧有过短暂的会面，杨家人正在紧张地商量逃往哪里。几天后，佘贻泽离开苏州，乘船到达武汉。1937年底，他加入武汉大学学生战地服务团，北上山西赵城（位于山西南部，旧县名）。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庵搞了一个赵城十四军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佘贻泽任教官。该训练班的主任是李默庵，副主任是该军下属两个师的师长，一个是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一个是十师师长彭杰如，而实际的负责人则是八十三师参谋长魏巍。1938年6月，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升为九十三军军长。佘贻泽被任命为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四县九十三军特派员，负责组织四县的抗日人民自卫队。此外，佘贻泽还兼任八十师属下一个团的指导员。1938年秋，佘贻泽等三人拿着九十三军的介绍信，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洽后，乘八路军运物资的卡车去延安进行考察学习。在延安期间，佘贻泽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9年初，佘贻泽被刘戡任命为军部秘书兼九十三军地方工作委员会秘书，后又被委任为上校秘书。1939年底发生打压牺盟会、决死队的“十二月政变”后，佘贻泽看清了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他开始秘密寻找共产党组织。1940年5月间，佘贻泽借故离开九十三军，经西安抵达重庆。
去重庆途中，佘贻泽曾在成都停留，并去华西坝看望了杨公素的大姐杨云慧。
在重庆，佘贻泽写信给新华社要求拜访后，新华社社长潘梓年约他在曾家岩见了一面。潘劝佘贻泽仍回晋东南敌后做抗战工作。于是他又返回西安，想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去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徐立行代表组织同佘贻泽谈话，因为此时魏巍已投奔八路军，决定他重返九十三军，团结刘戡继续抗日。就这样，佘贻泽又回到了九十三军。
1941年3月初，佘贻泽被刘戡以“共产党密探”之名关押进洛阳劳动营。这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他与被关进劳动营的西北工合的刘群设法逃出了劳动营，躲进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因国民党在外面紧急追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要佘贻泽改名换姓作为掩护，佘贻泽很自然地改用了“杨公素”这个名字。之所以改用老友的名字，他自己说：“这自然是干工作不得已改名，但也有纪念这段友情的意思。”当然，这还有另外的考虑：不仅是杨公素已失踪多年了，恐已不在人世，而且他谙熟杨公素的家世，万一遇到盘查他也好从容应对。
■三■
实际上，佘贻泽被抓进劳动营时，虽然一直在为地下党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他改名杨公素后急于加入共产党，但袁晓轩告诉他组织问题要去前总解决。1941年10月，杨公素被分配到前总司令部秘书处后，即提出入党申请，并写了一份自传。杨公素的入党介绍人是秘书处的两位同志：一位是他的燕京大学同学吴青，一位是留学德国归来的刘文华。1941年11月，杨公素被批准入党。鉴于他的复杂经历，支部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许多同志持怀疑态度。还是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会，并作说明后，他的组织问题才得以解决。因为他接受组织安排在九十三军所进行的工作，只有彭德怀、左权等几位八路军高层领导知晓。如果彭德怀不予说明，别人不仅不知道，而且也是不可能相信的。
即使这样，在1943年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杨公素因为这段复杂的经历，还是被打成了“特务”。杨公素反复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找党的经过，但一直不能过关。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对他进行车轮战一般的劝说、威胁与恫吓。经过痛苦的犹豫之后，他“顺从了党的要求”，编出了一套刘戡派他来搞间谍活动的谎言，最后得到了宽大处理。
杨公素在审干运动中的表现是值得敬佩的，他为了不连累别人，曾百般自污。后来，他内心斗争很久，觉得自己欺骗了组织，又找到支部书记去翻案。此事一时作不了结论，杨公素仍过组织生活，但被停止工作，听候审查。好在真相最终得以弄清。
新中国成立后，徐粲楞在报纸上见到了杨公素的名字，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怀疑他是因为参加革命而失踪了，便立刻写信向报社查问。对此，杨云慧在《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中有如下描写：“不久收到回信说，‘我不是你的儿子杨公素，我是他的同学×××’。我生母的希望成了泡影。后来，二妹云碧找到了×××（应该是杨云碧的天津之行），问他：‘你为什么要用杨公素的名字？难道你知道他已经死了吗？’对方回答说：‘我并不知道他的下落。不过，我当初从陕甘边境去延安时，为了要避免胡宗南部队的逮捕，就用了杨公素的名字。’‘当时你这样做，难道不怕连累杨公素本人和他的亲属吗？’二妹进一步追问。对方没有回答。”上面这一段对话，佘贻泽在《沧桑九十年—— 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里并没有记载，而是写道：“我也知道解放后杨公素的名字忽然出现在报上，（会）引起杨家的欢乐与误解。1965年，我去上海专门同杨公敏（杨公素的弟弟）一起去见了公素的母亲与大姐杨云慧，解释了我改用公素名字的经过，他母亲才明白了说，你就像公素一样是我的儿子。”
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改名换姓是经常的事，但如此交织着友情、欢乐、痛苦、等待和失望的奇特情节，不能不让人深思，并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