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答卷中“笑话百出”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8期 作者：李守仲 点击次数：
1977年12月10日，开始了因“文化大革命”停止了10多年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历时两天半。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对恢复高考的报道多少带有一点试探性，笔者所在的《北京日报》很少的报道还是先发内参而后公开见报的。当时作为《北京日报》内参部副主任，笔者有机会保存了部分内参报道资料，40年过去了，翻翻当时一些考生文科答卷的分析，各种问题，令人啼笑皆非！再看，仍然忍俊不禁！平静下来细想，又一次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的罪责！
一
1978年1月18日，《北京日报》编印的第2294期《内部参考》，标题为《评阅高考语文试卷所想到的》，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一位有着20多年教龄的语文教师易道寒。易老师对恢复高考一番感慨之后写道：“许多青年知识的贫乏，水平的低浅，是十分严重的……”易老师以语文知识试题为例：第一题中问“中国的脊梁”（指鲁迅作品中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二题要求翻译《孙子兵法》中的一段古文。“以上两道知识考题，满分20分，但我所在的阅卷小组，阅卷2000多份，却没有一份考卷得满分，其中大多数是10分下。”“2000多份试卷，没有发现一份没有错别字的，有一篇作文五六百字，错别字就有91个（不算重复的）。”在易老师他们评阅过的试卷中，“中国的脊梁是什么意思？”答对的人极少，本应回答“是指中坚、骨干力量”，但试卷中的答案却是五花八门，让人哭笑不得，如有的回答“中国的脊梁就是指中国的珠峰”，更有的回答“脊梁就是癞皮狗”，甚至于有的回答说“脊梁就是腔骨”。
北京广播学院李长胜院长，参加了北京市1977年高考政治试卷的评阅工作，事后他给报社来了一封信——《写在评政治试卷以后》。1978年1月1日，报社将李院长的来信刊发在第2284期《内部参考》上。李院长的来信说：“这次北京市高考政治题的一个特点，是了解青年掌握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时事政治常识的状况，以及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马列主义知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答非所问。”李院长举例，有一题问：“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经历哪几种社会形态？”有的人答成：“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有的则答成：“由小队所有到大队所有再到公社所有。”
李院长在来信中反映：“写错字，也是这次政治考卷中一个突出问题。”有的错得离奇可笑，甚至成了一段时间内“政治笑话”的谈资。李院长举了一些典型例子，如：“有不少人把陈独秀错写成‘陈毒秀’、林彪错写成‘林虎’……”；还有的人把“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举’字，错写成‘拳’字，成了‘一拳粉碎四人帮’”；有的把“‘不妥协的斗争’错写成‘不脱鞋的斗争’……”着实让人感到可笑但又难以理解！更突出而又典型的是，有位青年的答卷，在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时想说，“四人帮要揪什么在旧社会吃过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戴红领章的走资派是极端反动的”。但在这段话中，错字连篇：“糠”字错成了“糖”字，“扛枪”错写成“杆枪”，“跨江”错写成“跳江”，“红领章”错写成“红领巾”，“戴”错成“载”。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四人帮要揪出的是在旧社会吃过糖，解放战争杆过枪，抗美援朝跳过江的载红领巾的走资派”。人们还可能记得，这则“答卷笑话”刚刚传出的时候，不少人不敢相信，有些人还以为是有人“故意编造笑话”，一时四下风传。其实，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它就出现在李长胜院长参加评阅的北京市1977年高考政治试卷中的一份答卷上。
二
据一些参加北京市1977年高考评卷的老教师反映，这次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有一部分是在校任教的青年教师，这些人前几年“初中毕业”，仅上一两年师范，就教中学的课程。他们参加高考的成绩也很不理想，语文约有半数人不及格。有的老教师说：“怎么能设想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满篇错别字的教师，能教出来语文水平很高的学生呢？”
为了说明部分教师水平之低，有些老教师讲了一些具体事例，刊登在《北京日报》1978年1月19日编印的第2298期《内部参考》上。例一：有位青年教师讲《七律二首·送瘟神》时，师生有这样一段对话——教师问：“你们说，春风杨柳多少条呀？”学生齐答：“万千条！”教师又问：“六亿神州怎么‘摇’啊？”学生：“……”（沉默）教师：“是‘顺’着‘摇’。”例二：有位青年教师在讲政治课时，学生问他：“卢布是什么？”老师回答说：“卢布是苏联的一种布，比我国的的确良还要好。”例三：有一个学生在题为《运动会》的作文中写道：“只听清□的枪声一响……”语文老师在学生空格的地方填写了一个“翠”字，并要求学生在作文本上重复练习三遍……在这次作文批语中，老师写了这样一段话：“你的文章错别字太多了，以后写文章时要很好地针琢（斟酌）一下再下笔。”……老师教学中差错百出，学生答卷中笑话连连，这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当然，也不能过多地责怪一些年轻教师。归根到底，这是“四人帮”的罪恶！这也正如易道寒老师评阅的试卷中考生写下的惭愧和愤慨：作文考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有一份试卷，正面只空洞地写了几行字，而背面却满篇写着：“羞愧难言”（重复写了五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复八遍）……“向四人帮讨还青春”（重复七遍）……
三
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就是这27万多人，不仅补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断档，更有不少人成了国家栋梁！在我们重温1977年高考答卷中的种种情形之后，更应牢记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的伟大历史功绩！
一
1978年1月18日，《北京日报》编印的第2294期《内部参考》，标题为《评阅高考语文试卷所想到的》，作者是北京二十四中一位有着20多年教龄的语文教师易道寒。易老师对恢复高考一番感慨之后写道：“许多青年知识的贫乏，水平的低浅，是十分严重的……”易老师以语文知识试题为例：第一题中问“中国的脊梁”（指鲁迅作品中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第二题要求翻译《孙子兵法》中的一段古文。“以上两道知识考题，满分20分，但我所在的阅卷小组，阅卷2000多份，却没有一份考卷得满分，其中大多数是10分下。”“2000多份试卷，没有发现一份没有错别字的，有一篇作文五六百字，错别字就有91个（不算重复的）。”在易老师他们评阅过的试卷中，“中国的脊梁是什么意思？”答对的人极少，本应回答“是指中坚、骨干力量”，但试卷中的答案却是五花八门，让人哭笑不得，如有的回答“中国的脊梁就是指中国的珠峰”，更有的回答“脊梁就是癞皮狗”，甚至于有的回答说“脊梁就是腔骨”。
北京广播学院李长胜院长，参加了北京市1977年高考政治试卷的评阅工作，事后他给报社来了一封信——《写在评政治试卷以后》。1978年1月1日，报社将李院长的来信刊发在第2284期《内部参考》上。李院长的来信说：“这次北京市高考政治题的一个特点，是了解青年掌握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时事政治常识的状况，以及运用基本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马列主义知识，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答非所问。”李院长举例，有一题问：“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经历哪几种社会形态？”有的人答成：“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由初级社到高级社。”有的则答成：“由小队所有到大队所有再到公社所有。”
李院长在来信中反映：“写错字，也是这次政治考卷中一个突出问题。”有的错得离奇可笑，甚至成了一段时间内“政治笑话”的谈资。李院长举了一些典型例子，如：“有不少人把陈独秀错写成‘陈毒秀’、林彪错写成‘林虎’……”；还有的人把“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举’字，错写成‘拳’字，成了‘一拳粉碎四人帮’”；有的把“‘不妥协的斗争’错写成‘不脱鞋的斗争’……”着实让人感到可笑但又难以理解！更突出而又典型的是，有位青年的答卷，在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时想说，“四人帮要揪什么在旧社会吃过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戴红领章的走资派是极端反动的”。但在这段话中，错字连篇：“糠”字错成了“糖”字，“扛枪”错写成“杆枪”，“跨江”错写成“跳江”，“红领章”错写成“红领巾”，“戴”错成“载”。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四人帮要揪出的是在旧社会吃过糖，解放战争杆过枪，抗美援朝跳过江的载红领巾的走资派”。人们还可能记得，这则“答卷笑话”刚刚传出的时候，不少人不敢相信，有些人还以为是有人“故意编造笑话”，一时四下风传。其实，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它就出现在李长胜院长参加评阅的北京市1977年高考政治试卷中的一份答卷上。
二
据一些参加北京市1977年高考评卷的老教师反映，这次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有一部分是在校任教的青年教师，这些人前几年“初中毕业”，仅上一两年师范，就教中学的课程。他们参加高考的成绩也很不理想，语文约有半数人不及格。有的老教师说：“怎么能设想一个语文考试不及格，满篇错别字的教师，能教出来语文水平很高的学生呢？”
为了说明部分教师水平之低，有些老教师讲了一些具体事例，刊登在《北京日报》1978年1月19日编印的第2298期《内部参考》上。例一：有位青年教师讲《七律二首·送瘟神》时，师生有这样一段对话——教师问：“你们说，春风杨柳多少条呀？”学生齐答：“万千条！”教师又问：“六亿神州怎么‘摇’啊？”学生：“……”（沉默）教师：“是‘顺’着‘摇’。”例二：有位青年教师在讲政治课时，学生问他：“卢布是什么？”老师回答说：“卢布是苏联的一种布，比我国的的确良还要好。”例三：有一个学生在题为《运动会》的作文中写道：“只听清□的枪声一响……”语文老师在学生空格的地方填写了一个“翠”字，并要求学生在作文本上重复练习三遍……在这次作文批语中，老师写了这样一段话：“你的文章错别字太多了，以后写文章时要很好地针琢（斟酌）一下再下笔。”……老师教学中差错百出，学生答卷中笑话连连，这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当然，也不能过多地责怪一些年轻教师。归根到底，这是“四人帮”的罪恶！这也正如易道寒老师评阅的试卷中考生写下的惭愧和愤慨：作文考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有一份试卷，正面只空洞地写了几行字，而背面却满篇写着：“羞愧难言”（重复写了五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复八遍）……“向四人帮讨还青春”（重复七遍）……
三
1977年，实际参加高考人数为570万，录取27万多人，录取率低于5%。就是这27万多人，不仅补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断档，更有不少人成了国家栋梁！在我们重温1977年高考答卷中的种种情形之后，更应牢记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的伟大历史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