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
来源：《党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作者：汤家玉 张卓娅 点击次数：
习仲勋与胡景铎、胡希仲叔侄的交往
同窗岁月
1946年7月底，陕西横山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官邸，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这几天，不断有消息传来，说国民党多路大军于6月26日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中共李先念“残部”已经“溃逃”到陕南，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组织精锐部队进行“清剿”，不久将“收复”延安。胡景铎还得到消息说，中共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恐慌现象，一些老百姓开始举家向北方的榆林一带逃难。胡景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陕甘宁边区要打大仗了！”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东靠黄河，北迄长城，西接六盘山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胡宗南部在南部、东部，邓宝珊部在北部，马家军在西部，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将陕甘宁边区包围得水泄不通。想到这些，胡景铎忧心忡忡，不禁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
胡景铎，1914年10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小习仲勋一岁。胡景铎兄妹九人：胡景翼、胡景瑗、胡景铨、胡景宏、胡景通、胡景铎及姐姐胡明媛，妹妹胡俊卿、胡俊芳。在弟兄当中，胡景铎最小，排行老六，人称“胡老六”。胡景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非常敬重共产党人，特别是习仲勋。习仲勋与胡景铎是陕西富平县立诚公学的同学。立诚公学是由胡景铎的大哥胡景翼1920年创办的。
胡景翼，1892年出生于陕西富平，身上具有陕西人特有的一种品质，就是不畏惧任何强暴势力、勇于担当、抗争到底。他虽然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但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愤懑。1910年，他就参加了同盟会，决心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奋斗到底。在辛亥革命中，他态度坚决，斗争勇敢，成为陕西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以不妥协的姿态，勇敢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国运动和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4年10月，他同冯玉祥、孙岳两位将军合作，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北京政变”，将军阀曹锟赶下台，并力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多次接触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思想日趋进步。一方面把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送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一方面把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排在自己的部队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他们在部队中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4月，胡景翼因病早逝，但他坚持真理、以身许国、矢志革命，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李大钊早前曾称赞胡景翼：“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
习仲勋是1926年春进入立诚公学学习的。这所学校是渭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学校建立了富平最早的党组织——立诚党小组。一些教员和学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校长严木三就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环境里，习仲勋思想进步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
与习仲勋、胡景铎同时在立诚公学求学的，还有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胡希仲比习仲勋小两岁。他们仨同为富平人，年龄相仿，志趣相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既崇拜胡景翼，也钦佩校友习仲勋，和习仲勋一道，阅读了《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军阀的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成为了好朋友。
三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进步活动
离开立诚公学后，三人虽然经历不同，但始终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进步活动。
一年后，习仲勋转到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1928年，习仲勋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习仲勋继续坚持斗争。1932年4月，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交界处的陇山城两当领导兵变，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去铜川的照金，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和他们共同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3年，胡景铎投奔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战事结束后，胡景铎离开了国民党军队。1935年4月，他来到西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要求去陕北，投奔习仲勋，参加革命，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婉拒。1936年7月，胡景铎从洛阳军官学校毕业，到了驻守陕北绥德的国民党高桂滋部，担任学兵连连长。西安事变爆发后，胡景铎配合中共，在连队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胡景铎升任营长。他购买了进步书籍，组织官兵学习。1938年，胡景铎利用赴关中接兵的机会，特意到延安寻找习仲勋，有幸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思想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留下骨干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收中共地下党组织输送的进步青年，并把他们确定为部队今后发展的骨干，嘱咐部属：“他们是咱的人！”他借鉴八路军的经验，在部队中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打击日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任团长等职。因不愿意与国民党军官同流合污，1944年，他与高桂滋分道扬镳，离开部队回到富平。
与习仲勋分别后，胡希仲始终牵挂着习仲勋。1928年，习仲勋被反动当局逮捕，胡希仲特意入狱探望。1935年冬，胡希仲见到杨虎城后，提出去陕北寻找习仲勋，参加抗日反蒋斗争，被杨虎城阻止。西安事变发生后，胡希仲协助中共代表团，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8年，胡希仲特意去延安，见到了林伯渠。根据林伯渠的意见，胡希仲回到关中，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胡希仲率100多人来到关中，寻找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请求习仲勋派人到部队担任领导。此后，习仲勋与胡希仲多次联系，全力帮助胡希仲，并捐助200块银圆，嘱咐胡希仲团结中下级军官，从政治上掌握好部队，在部队中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胡希仲按照习仲勋的要求，在部队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内战。1941年，胡希仲率义勇军在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伤亡惨重。胡希仲因病重，回后方养伤，设法将自己的部队并入胡景铎部。其间，习仲勋多次给胡希仲写信，还派人探望胡希仲，向胡希仲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胡希仲继承父亲革命遗志，站稳立场，抵制反动派的腐蚀，坚持抗日。
1943年冬，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派侯金榜持信去西安秘密会见胡希仲。侯金榜在耀县被捕叛变，供出了胡希仲与习仲勋的关系，胡希仲被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在国民党元老高桂滋、李纪才、于右任、冯玉祥、张群、邓宝珊的斡旋下，胡希仲被释放。
出狱后，习仲勋让人给胡希仲捎来一封密信。在信中，习仲勋赞扬胡希仲坚持气节，不向反动势力屈服，鼓励他克服困难继续斗争，为理想死而后已，嘱咐他注意安全，讲究斗争方法，采取“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策略，如果困难实在太大，欢迎胡希仲随时进入边区。
习仲勋的信，让胡希仲深受鼓舞，明确了此后的奋斗方向和斗争策略。胡希仲找到胡景铎，两人商量后，决定“召回旧部，重建部队，北上榆林，投奔革命”。他们召集了500多新兵，编入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1945年5月初，两人带领这500多人，经甘肃、宁夏到达陕北横山的波罗堡。波罗堡是明长城上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扼守无定河南北两岸交通要道。胡景铎担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驻守波罗堡。胡希仲被邓宝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参议，驻守榆林。不久，习仲勋委派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部长刘文蔚来到榆林，建议胡希仲抓好部队，伺机起义。胡希仲表示，一定按照习仲勋的要求办，并介绍了部队的情况。刘文蔚走后，胡希仲来到横山县城十七团，以探望为名，与十七团团长王永清会谈，对其进行摸底。他还到红石峡探望二十二军的3个连长，争取了这3个连长。
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胡景铎、胡希仲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渴望国家转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然而，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发动内战，两人对中国的时局忧心忡忡。国民党各级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两人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定与习仲勋联系，尽快起义，站到人民这边来。1945年10月，胡景铎秘密托人带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他与胡希仲的想法，请求习仲勋予以帮助。
32岁的习仲勋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5年10月，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年习仲勋年仅32岁，他深感责任重大，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让更适合的同志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毛泽东笑了笑，鼓励习仲勋说：“我看你是适合的。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在下面工作，才调你到上面来锻炼嘛！”然后，毛泽东和盘托出，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说：“好，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完成好中央交给的任务。”
习仲勋走马上任后，把准备自卫战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后，习仲勋积极组织力量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协助突围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习仲勋对边区自卫战争抓得更紧了，在他看来，战争正一步步向边区人民逼近。
习仲勋想到了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党中央会不会像中原军区一样，主动放弃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虽然边区军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但毕竟敌强我弱，双方实力悬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党中央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是最好的选择。习仲勋思考着，党中央如果转移，该向哪儿转移呢？南边，不要说险峻的秦岭难以逾越，就是胡宗南部队构筑的坚固的军事封锁线，也难以突破。东边，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了黄河，渡河存在一定困难，并且蒋介石也有意逼中共中央东移。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最好将陕北部队就地消灭；退而求其次，是将陕北部队驱赶到黄河以东的华北地区，压缩我生存与发展空间，然后聚歼我军于华北地区。西面宁夏、甘肃驻守彪悍的马家军，并且存在着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北面榆林地区，驻守国民党邓宝珊部队。1943年2月到1945年间，习仲勋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与邓宝珊建立了统战关系。邓宝珊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而言，虽然也不时进犯边区，但相对来说，对共产党比较友好，其部队不属于蒋介石嫡系，实力较弱。综合各方面情况，北线地区是党中央转移的理想地区。因此在陕西，必须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对南边的关中与陕南，采取战略守势，重点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迟滞乃至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陕北，采取战略攻势，削弱邓宝珊的势力，打破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的态势，改善我安全环境。
如何改善边区北部环境，为中央将来可能的战略转移预留空间呢？习仲勋生于陕西，长于陕西，对陕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想，如果我军在陕北一带实施战略转移，横山一带将是主要战场。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和武镇，犹如三把匕首，横插在绥德与三边的要道上，对我转战极为不利。必须想办法拔掉这几颗钉子！胡景铎部恰恰就在横山地区，策动他们掉转枪口反戈一击，整个陕北这盘棋就活了！
1946年6月，习仲勋专门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提出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设想，并指示：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延安保卫战的战场。
横山起义
习仲勋对胡氏叔侄的军事统战工作
抗战结束之初，国共之间仍然维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双方不时互有人员往来。习仲勋借机不时派人赴榆林，暗中与胡氏叔侄联系。1945年11月的一天，习仲勋派中共延属分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曹力如去榆林，借与国民党榆林当局商量双方边界谈判问题之机，秘密会晤胡希仲。
曹力如到了榆林，当夜就以公干为由，来到胡希仲的住处金刚寺，让警卫员张守国站在门外，挡住所有来者。曹力如把习仲勋的信转交给胡希仲。在信中，习仲勋揭露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本质，要求胡希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起义，并嘱咐他，既要有英雄气概，又必须谨慎小心，要充分估计各种阻力，精心策划，确保万无一失。习仲勋告诉胡希仲，延安将派得力干部前来协助他们叔侄二人工作，他将随时准备在边界地区会见他们叔侄二人。胡希仲向曹力如详细汇报了榆林的情况。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两人约定，今后西北局代表用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来榆林，因为胡景铎和胡希仲都是立诚公学董事，以商谈校务为名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曹力如走时留下大量法币和习仲勋赠胡希仲的德国药品。
曹力如离开后，胡希仲派出心腹，连夜赶往波罗堡，把习仲勋的意见向胡景铎做了传达。不久，胡景铎来到榆林，与胡希仲长时间密谈，商量了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他们从确定骨干、培训干部、人员安排、兵力部署、通信联系等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协助胡氏叔侄，1946年1月，习仲勋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同乡的师源从关中地委调到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他指示师源，设法打入邓宝珊部队的内部，协助胡景铎、胡希仲起义。1946年春，习仲勋将一封亲笔信交给师源，指示师源立即去榆林联系胡景铎。按照双方的协定，师源装扮成立诚公学的教书先生，以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去胡景铎部，声称找胡景铎协商学校经费的事情。师源带着习仲勋的信，光明正大地来到波罗堡胡景铎部指挥部。胡景铎将师源引进密室。寒暄过后，师源说明此行的目的，将习仲勋的信交给了胡景铎。习仲勋在信中，对胡景铎的起义准备工作做了明确又具体的建议。送走师源，胡景铎叫来副官，交代了几句，立即乘车去榆林金刚寺胡希仲处。他把习仲勋来信的大致内容向胡希仲做了介绍。然后，两人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联系和急需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起义的准备进程加快了。
胡氏叔侄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蒋介石对邓宝珊并不信任，在榆林地区安插了许多特务，对邓宝珊及其部属进行严密的监视。军统特务王伯恭特意找到胡希仲，说：“听说胡景铎处来了不少关中人，他们是做什么的？”胡希仲平静地回答说：“他们都是立诚公学的学生，家乡找不到工作，来找我五叔要事干，不是找胡景铎。你问问我五叔便明白了。”胡希仲的五叔胡景通，1910年生于陕西富平，时任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副军长、第八十六师师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通受到邓宝珊的器重与重用，对邓宝珊感情很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他不愿意背叛邓宝珊，觉察到胡景铎、胡希仲的“异动”时，一方面出于亲情保护他们，一方面阻挠他们的行动。中统头子徐子佳找胡景通核实情况，胡景通为胡希仲的话做了背书。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
胡景铎曾向习仲勋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习仲勋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此时，他认为，是到该解决胡景铎入党问题的时候了。1946年4月，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委会议，研究胡景铎的入党问题。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向大家全面介绍了胡景铎的表现，建议及时吸收胡景铎入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吸收胡景铎入党。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的入党问题。这些人是胡景铎部的骨干，积极要求进步，并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胡景铎建议，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有利于起义工作。会议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40余名党政军干部，经过培训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胡景铎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为起义建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从此，胡景铎部的起义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不久，师源再次来到波罗堡。在胡景铎的办公室，师源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师源走后，胡景铎很快落实了习仲勋的指示，使起义工作完全置于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之下。
8月，习仲勋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等人研究北线作战方案，成立了北线作战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策应胡景铎部起义。
9月中旬，习仲勋先后与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三次交谈，研究起义的方案，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拿出了周密的应对措施。习仲勋在一条白绫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范明，嘱咐他把白绫藏好，去波罗堡找胡景铎，传达中共西北局北线战役的指导方针，以及对胡部起义工作的具体安排。范明秘密来到波罗堡，见了胡景铎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习仲勋书记让我来见你，和你商量起义的事情。”接着，他从怀中掏出白绫，交给胡景铎，说：“这是习书记写给你的信。”胡景铎看过习仲勋的信后，向范明报告了起义的准备情况。范明回到延安后，向习仲勋汇报了起义准备情况。习仲勋立即和王世泰、范明一道，前往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通电起义
10月9日，习仲勋派人通知胡氏叔侄，中共西北局已经做好接应他们起义的一切准备，王世泰、张仲良已率教导旅和新四旅北上，不久将攻占武镇和镇川堡等地，要求他们尽快起义。胡希仲迅速离开榆林，胡景铎派兵前来接应。10日拂晓，胡希仲秘密进入胡景铎辖地横山波罗堡新寺沟，见到了习仲勋派来的师源和范明。10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北线战役，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领衔通电，率保安第九团5个大队2100多名官兵宣布起义。同日，驻石湾、高镇的保安第九团所属1400多人也宣布起义。胡景铎致信驻横山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独立骑兵团，敦促他们起义。16日，该部近2000人宣布起义。24日，解放军攻克响水堡，歼敌2个营，北线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发起的北线战役，有力配合了横山起义，横山起义扩大了北线战役的成果。此役，解放军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削弱了国民党陕北的防御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为此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赢得了巨大的回旋余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横榆地区与胡宗南部长期周旋，并由此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习仲勋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同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12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24日，习仲勋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接见起义官兵。中央设宴招待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周恩来说：“横山起义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重要贡献。”还说这次起义“是蒋介石下令进攻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反内战起义”。
习仲勋以自己崇高的人格、真理的力量、周密的组织，将陕北国民党高级军官胡景铎、胡希仲引向革命道路，在整个西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习仲勋高度评价横山起义，称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窗岁月
1946年7月底，陕西横山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官邸，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在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踱步。这几天，不断有消息传来，说国民党多路大军于6月26日向中共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中共李先念“残部”已经“溃逃”到陕南，国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组织精锐部队进行“清剿”，不久将“收复”延安。胡景铎还得到消息说，中共陕甘宁边区出现了恐慌现象，一些老百姓开始举家向北方的榆林一带逃难。胡景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陕甘宁边区要打大仗了！”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东靠黄河，北迄长城，西接六盘山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胡宗南部在南部、东部，邓宝珊部在北部，马家军在西部，构筑了严密的封锁线，将陕甘宁边区包围得水泄不通。想到这些，胡景铎忧心忡忡，不禁问自己：“我们该怎么办？”
胡景铎，1914年10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小习仲勋一岁。胡景铎兄妹九人：胡景翼、胡景瑗、胡景铨、胡景宏、胡景通、胡景铎及姐姐胡明媛，妹妹胡俊卿、胡俊芳。在弟兄当中，胡景铎最小，排行老六，人称“胡老六”。胡景铎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非常敬重共产党人，特别是习仲勋。习仲勋与胡景铎是陕西富平县立诚公学的同学。立诚公学是由胡景铎的大哥胡景翼1920年创办的。
胡景翼，1892年出生于陕西富平，身上具有陕西人特有的一种品质，就是不畏惧任何强暴势力、勇于担当、抗争到底。他虽然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但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十分愤懑。1910年，他就参加了同盟会，决心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富强奋斗到底。在辛亥革命中，他态度坚决，斗争勇敢，成为陕西有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以不妥协的姿态，勇敢地投入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国运动和反对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4年10月，他同冯玉祥、孙岳两位将军合作，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北京政变”，将军阀曹锟赶下台，并力请孙中山北上主政。他多次接触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思想日趋进步。一方面把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送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一方面把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排在自己的部队担任领导职务，支持他们在部队中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4月，胡景翼因病早逝，但他坚持真理、以身许国、矢志革命，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李大钊早前曾称赞胡景翼：“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
习仲勋是1926年春进入立诚公学学习的。这所学校是渭北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学校建立了富平最早的党组织——立诚党小组。一些教员和学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校长严木三就是共产党员。在这样的环境里，习仲勋思想进步很快，并加入了共青团。
与习仲勋、胡景铎同时在立诚公学求学的，还有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胡希仲比习仲勋小两岁。他们仨同为富平人，年龄相仿，志趣相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既崇拜胡景翼，也钦佩校友习仲勋，和习仲勋一道，阅读了《中国青年》《共进》等进步刊物，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参加反对军阀的游行示威，在革命斗争中成为了好朋友。
三人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进步活动
离开立诚公学后，三人虽然经历不同，但始终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以不同的方式从事进步活动。
一年后，习仲勋转到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1928年，习仲勋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习仲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还不满15岁。出狱后，习仲勋继续坚持斗争。1932年4月，习仲勋在陕甘两省交界处的陇山城两当领导兵变，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兵变失败后，习仲勋去铜川的照金，见到了谢子长和刘志丹，和他们共同创建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3年，胡景铎投奔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战事结束后，胡景铎离开了国民党军队。1935年4月，他来到西安，找到中共地下组织，要求去陕北，投奔习仲勋，参加革命，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婉拒。1936年7月，胡景铎从洛阳军官学校毕业，到了驻守陕北绥德的国民党高桂滋部，担任学兵连连长。西安事变爆发后，胡景铎配合中共，在连队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行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胡景铎升任营长。他购买了进步书籍，组织官兵学习。1938年，胡景铎利用赴关中接兵的机会，特意到延安寻找习仲勋，有幸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思想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留下骨干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收中共地下党组织输送的进步青年，并把他们确定为部队今后发展的骨干，嘱咐部属：“他们是咱的人！”他借鉴八路军的经验，在部队中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打击日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升任团长等职。因不愿意与国民党军官同流合污，1944年，他与高桂滋分道扬镳，离开部队回到富平。
与习仲勋分别后，胡希仲始终牵挂着习仲勋。1928年，习仲勋被反动当局逮捕，胡希仲特意入狱探望。1935年冬，胡希仲见到杨虎城后，提出去陕北寻找习仲勋，参加抗日反蒋斗争，被杨虎城阻止。西安事变发生后，胡希仲协助中共代表团，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8年，胡希仲特意去延安，见到了林伯渠。根据林伯渠的意见，胡希仲回到关中，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军。胡希仲率100多人来到关中，寻找中共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请求习仲勋派人到部队担任领导。此后，习仲勋与胡希仲多次联系，全力帮助胡希仲，并捐助200块银圆，嘱咐胡希仲团结中下级军官，从政治上掌握好部队，在部队中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胡希仲按照习仲勋的要求，在部队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内战。1941年，胡希仲率义勇军在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伤亡惨重。胡希仲因病重，回后方养伤，设法将自己的部队并入胡景铎部。其间，习仲勋多次给胡希仲写信，还派人探望胡希仲，向胡希仲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励胡希仲继承父亲革命遗志，站稳立场，抵制反动派的腐蚀，坚持抗日。
1943年冬，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派侯金榜持信去西安秘密会见胡希仲。侯金榜在耀县被捕叛变，供出了胡希仲与习仲勋的关系，胡希仲被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在国民党元老高桂滋、李纪才、于右任、冯玉祥、张群、邓宝珊的斡旋下，胡希仲被释放。
出狱后，习仲勋让人给胡希仲捎来一封密信。在信中，习仲勋赞扬胡希仲坚持气节，不向反动势力屈服，鼓励他克服困难继续斗争，为理想死而后已，嘱咐他注意安全，讲究斗争方法，采取“长期隐蔽，待机而动”的策略，如果困难实在太大，欢迎胡希仲随时进入边区。
习仲勋的信，让胡希仲深受鼓舞，明确了此后的奋斗方向和斗争策略。胡希仲找到胡景铎，两人商量后，决定“召回旧部，重建部队，北上榆林，投奔革命”。他们召集了500多新兵，编入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1945年5月初，两人带领这500多人，经甘肃、宁夏到达陕北横山的波罗堡。波罗堡是明长城上的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扼守无定河南北两岸交通要道。胡景铎担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驻守波罗堡。胡希仲被邓宝珊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参议，驻守榆林。不久，习仲勋委派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部长刘文蔚来到榆林，建议胡希仲抓好部队，伺机起义。胡希仲表示，一定按照习仲勋的要求办，并介绍了部队的情况。刘文蔚走后，胡希仲来到横山县城十七团，以探望为名，与十七团团长王永清会谈，对其进行摸底。他还到红石峡探望二十二军的3个连长，争取了这3个连长。
1945年9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胡景铎、胡希仲欢欣鼓舞，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渴望国家转入和平建设的新阶段。然而，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就开始准备发动内战，两人对中国的时局忧心忡忡。国民党各级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两人对国民党绝望了，决定与习仲勋联系，尽快起义，站到人民这边来。1945年10月，胡景铎秘密托人带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他与胡希仲的想法，请求习仲勋予以帮助。
32岁的习仲勋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1945年10月，毛泽东找习仲勋谈话，任命他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这年习仲勋年仅32岁，他深感责任重大，诚恳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让更适合的同志担任这一重要职务。”毛泽东笑了笑，鼓励习仲勋说：“我看你是适合的。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你一直在下面工作，才调你到上面来锻炼嘛！”然后，毛泽东和盘托出，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习仲勋。习仲勋说：“好，我服从中央的安排，坚决完成好中央交给的任务。”
习仲勋走马上任后，把准备自卫战争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中原突围战役打响后，习仲勋积极组织力量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协助突围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同时，习仲勋对边区自卫战争抓得更紧了，在他看来，战争正一步步向边区人民逼近。
习仲勋想到了一个很紧迫的问题：党中央会不会像中原军区一样，主动放弃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虽然边区军民同心同德，万众一心，但毕竟敌强我弱，双方实力悬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党中央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是最好的选择。习仲勋思考着，党中央如果转移，该向哪儿转移呢？南边，不要说险峻的秦岭难以逾越，就是胡宗南部队构筑的坚固的军事封锁线，也难以突破。东边，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了黄河，渡河存在一定困难，并且蒋介石也有意逼中共中央东移。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最好将陕北部队就地消灭；退而求其次，是将陕北部队驱赶到黄河以东的华北地区，压缩我生存与发展空间，然后聚歼我军于华北地区。西面宁夏、甘肃驻守彪悍的马家军，并且存在着复杂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北面榆林地区，驻守国民党邓宝珊部队。1943年2月到1945年间，习仲勋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与邓宝珊建立了统战关系。邓宝珊比起其他国民党将领而言，虽然也不时进犯边区，但相对来说，对共产党比较友好，其部队不属于蒋介石嫡系，实力较弱。综合各方面情况，北线地区是党中央转移的理想地区。因此在陕西，必须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对南边的关中与陕南，采取战略守势，重点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迟滞乃至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陕北，采取战略攻势，削弱邓宝珊的势力，打破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的态势，改善我安全环境。
如何改善边区北部环境，为中央将来可能的战略转移预留空间呢？习仲勋生于陕西，长于陕西，对陕西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想，如果我军在陕北一带实施战略转移，横山一带将是主要战场。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和武镇，犹如三把匕首，横插在绥德与三边的要道上，对我转战极为不利。必须想办法拔掉这几颗钉子！胡景铎部恰恰就在横山地区，策动他们掉转枪口反戈一击，整个陕北这盘棋就活了！
1946年6月，习仲勋专门向毛泽东汇报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提出组织北线战役，策动横山起义，解放榆横地区，使我们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以便对付胡宗南的进攻。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设想，并指示：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并且命令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一致行动，对我实行南北夹攻。现在胡宗南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顾不上进犯边区。你们要抓住这个时机，集中精力，加强统战工作，争取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起义，以扩大延安保卫战的战场。
横山起义
习仲勋对胡氏叔侄的军事统战工作
抗战结束之初，国共之间仍然维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双方不时互有人员往来。习仲勋借机不时派人赴榆林，暗中与胡氏叔侄联系。1945年11月的一天，习仲勋派中共延属分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曹力如去榆林，借与国民党榆林当局商量双方边界谈判问题之机，秘密会晤胡希仲。
曹力如到了榆林，当夜就以公干为由，来到胡希仲的住处金刚寺，让警卫员张守国站在门外，挡住所有来者。曹力如把习仲勋的信转交给胡希仲。在信中，习仲勋揭露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本质，要求胡希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起义，并嘱咐他，既要有英雄气概，又必须谨慎小心，要充分估计各种阻力，精心策划，确保万无一失。习仲勋告诉胡希仲，延安将派得力干部前来协助他们叔侄二人工作，他将随时准备在边界地区会见他们叔侄二人。胡希仲向曹力如详细汇报了榆林的情况。两人密谈两个多小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两人约定，今后西北局代表用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来榆林，因为胡景铎和胡希仲都是立诚公学董事，以商谈校务为名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曹力如走时留下大量法币和习仲勋赠胡希仲的德国药品。
曹力如离开后，胡希仲派出心腹，连夜赶往波罗堡，把习仲勋的意见向胡景铎做了传达。不久，胡景铎来到榆林，与胡希仲长时间密谈，商量了起义的各种准备工作。他们从确定骨干、培训干部、人员安排、兵力部署、通信联系等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
为了更好地协助胡氏叔侄，1946年1月，习仲勋特意将与胡景铎、胡希仲同乡的师源从关中地委调到绥德，担任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他指示师源，设法打入邓宝珊部队的内部，协助胡景铎、胡希仲起义。1946年春，习仲勋将一封亲笔信交给师源，指示师源立即去榆林联系胡景铎。按照双方的协定，师源装扮成立诚公学的教书先生，以立诚公学校长朱茂青的代表的名义前去胡景铎部，声称找胡景铎协商学校经费的事情。师源带着习仲勋的信，光明正大地来到波罗堡胡景铎部指挥部。胡景铎将师源引进密室。寒暄过后，师源说明此行的目的，将习仲勋的信交给了胡景铎。习仲勋在信中，对胡景铎的起义准备工作做了明确又具体的建议。送走师源，胡景铎叫来副官，交代了几句，立即乘车去榆林金刚寺胡希仲处。他把习仲勋来信的大致内容向胡希仲做了介绍。然后，两人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联系和急需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起义的准备进程加快了。
胡氏叔侄的秘密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蒋介石对邓宝珊并不信任，在榆林地区安插了许多特务，对邓宝珊及其部属进行严密的监视。军统特务王伯恭特意找到胡希仲，说：“听说胡景铎处来了不少关中人，他们是做什么的？”胡希仲平静地回答说：“他们都是立诚公学的学生，家乡找不到工作，来找我五叔要事干，不是找胡景铎。你问问我五叔便明白了。”胡希仲的五叔胡景通，1910年生于陕西富平，时任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副军长、第八十六师师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指挥官。胡景通受到邓宝珊的器重与重用，对邓宝珊感情很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人做其工作时，他说：邓宝珊为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为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他不愿意背叛邓宝珊，觉察到胡景铎、胡希仲的“异动”时，一方面出于亲情保护他们，一方面阻挠他们的行动。中统头子徐子佳找胡景通核实情况，胡景通为胡希仲的话做了背书。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
胡景铎曾向习仲勋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习仲勋一直将此事放在心上。此时，他认为，是到该解决胡景铎入党问题的时候了。1946年4月，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委会议，研究胡景铎的入党问题。习仲勋担任胡景铎的入党介绍人，向大家全面介绍了胡景铎的表现，建议及时吸收胡景铎入党。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吸收胡景铎入党。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李振华、姚绍文、张亚雄、许秀岐、李振英、杨汉云、吴凤德、魏茂臣等人的入党问题。这些人是胡景铎部的骨干，积极要求进步，并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胡景铎建议，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有利于起义工作。会议批准了他们的入党申请。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力量，习仲勋指示由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抽调40余名党政军干部，经过培训进入驻波罗堡、石湾等地的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胡景铎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为起义建立了可靠的组织基础。从此，胡景铎部的起义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不久，师源再次来到波罗堡。在胡景铎的办公室，师源传达了习仲勋的指示。师源走后，胡景铎很快落实了习仲勋的指示，使起义工作完全置于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之下。
8月，习仲勋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等人研究北线作战方案，成立了北线作战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策应胡景铎部起义。
9月中旬，习仲勋先后与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三次交谈，研究起义的方案，对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进行了充分考虑，并拿出了周密的应对措施。习仲勋在一条白绫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范明，嘱咐他把白绫藏好，去波罗堡找胡景铎，传达中共西北局北线战役的指导方针，以及对胡部起义工作的具体安排。范明秘密来到波罗堡，见了胡景铎后，开门见山地说：“我是西北局统战部处长范明，习仲勋书记让我来见你，和你商量起义的事情。”接着，他从怀中掏出白绫，交给胡景铎，说：“这是习书记写给你的信。”胡景铎看过习仲勋的信后，向范明报告了起义的准备情况。范明回到延安后，向习仲勋汇报了起义准备情况。习仲勋立即和王世泰、范明一道，前往枣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通电起义
10月9日，习仲勋派人通知胡氏叔侄，中共西北局已经做好接应他们起义的一切准备，王世泰、张仲良已率教导旅和新四旅北上，不久将攻占武镇和镇川堡等地，要求他们尽快起义。胡希仲迅速离开榆林，胡景铎派兵前来接应。10日拂晓，胡希仲秘密进入胡景铎辖地横山波罗堡新寺沟，见到了习仲勋派来的师源和范明。10月13日拂晓，解放军发起北线战役，相继攻占薛家寨、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领衔通电，率保安第九团5个大队2100多名官兵宣布起义。同日，驻石湾、高镇的保安第九团所属1400多人也宣布起义。胡景铎致信驻横山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独立骑兵团，敦促他们起义。16日，该部近2000人宣布起义。24日，解放军攻克响水堡，歼敌2个营，北线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发起的北线战役，有力配合了横山起义，横山起义扩大了北线战役的成果。此役，解放军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12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中共榆横特别委员会和榆横政务委员会先后成立，削弱了国民党陕北的防御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为此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赢得了巨大的回旋余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横榆地区与胡宗南部长期周旋，并由此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
习仲勋听到胡景铎起义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同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等联名致电祝贺：“将军举反内战之大旗，率部起义，谨致慰问之忱！当此蒋介石一面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一面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之际，陕甘宁边区军民誓为抗击蒋胡进攻，保卫民主和平而斗争，深愿团结一致，共谋西北人民之安宁，以慰三秦父老之期望。”
“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后又任榆横政务委员会主任。12月中旬，骑兵第六师奉命调驻延安。24日，习仲勋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接见起义官兵。中央设宴招待起义官兵。毛泽东拉着胡景铎的手，风趣地说：“景铎同志，你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选择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你们的行动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场的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同志被毛泽东诙谐幽默而极富鼓舞力的话语惹得笑出声来。周恩来说：“横山起义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做出了重要贡献。”还说这次起义“是蒋介石下令进攻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反内战起义”。
习仲勋以自己崇高的人格、真理的力量、周密的组织，将陕北国民党高级军官胡景铎、胡希仲引向革命道路，在整个西北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习仲勋高度评价横山起义，称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得意的一笔”，说：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看，横山起义的规模不算大，但它的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个起义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部战线上，发生在直接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中，发生在敌强我弱，敌攻我守，敌人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发生在一些同志和朋友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忧虑的时候。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胡景铎响应党的号召，率领数千名官兵高举正义的旗帜，义无反顾地投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这就不能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