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
来源：2015年第12期 作者：余汝信 点击次数：
刘志坚、王年一、范硕、王力说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下发的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简称《紧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紧急指示》原意仅针对军队院校，“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中央的批示却大大扩展了其适用范围：“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客观地说，《紧急指示》存在两重性。正如 “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言：“《紧急指示》是适应‘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求而产生的。它有正确的方面，为运动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这是正确的；但是总的说来，它有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实际上规定了更大范围内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它的要害。”
至于《紧急指示》的由来，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称：“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负责人，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间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在其《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中，有着与王年一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对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军文革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法。”
刘志坚是《紧急指示》起草人之一。从表面上看，《紧急指示》由来公开披露的时间，王年一早于刘志坚，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据“刘志坚的回忆”。笔者推断，“刘志坚的回忆”即《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应早有一内部流传的版本，王年一依据的，也应是这一内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传》（由范硕任组长的《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在刘志坚、王年一的说法前面加了一句话，变成“他们经过精心策划，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由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后，范硕在私人著述《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将上述这段话修改为：“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喽啰们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群众组织‘红色造反纵队’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林彪看毛泽东没有反对表示，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采取措施。回来以后，第二天下午，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让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谓第二军医大学“红纵”“一派的头头”或“一个负责人”或“一个头头”，姓甚名谁？刘志坚、王年一和范硕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忆录中则直接点名道：“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况。据我了解，反映情况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铸的女儿，第二军医大学的学生。”
陶斯亮否认与其有关
2015年春节后，笔者有机会两度见到陶斯亮。就笔者关心的有关她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传闻，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应。她所回忆的事情经过，与坊间说法相距甚远。
陶斯亮说：1966年9月13日晚，我们二医大五名女生，在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赴沪串联的学员鼓动下，离沪乘火车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碰见李讷，李讷热情地叫我一起去见主席——她的父亲。她把我带进了城楼上一间颇大的休息室，只见主席一个人在里头抽烟。〔据陶斯亮《我和聂力、李讷、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见到毛，“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他将铸念成巨）的女儿。’”〕我父亲（陶铸）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他对主席说：“亮亮是逃跑出来的。”主席问我怎么一回事，我慌乱地、前言不搭后语地将学校不让我们串联、我们“冲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说了一遍。主席听了说：“李讷，你就没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并不特别关注我的告状（我的表达也是混乱的）。他谈笑风生，还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陶斯亮，陶元亮（陶渊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这般的陶渊明。”
陶斯亮说：偌大的休息室里，只有主席、李讷和我三个人。林彪自始至终不在场。说我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有什么人能证明？我一个军校小学员（陶斯亮时为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应届毕业生），敢当着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诉军队镇压学生吗？借我个豹子胆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说：与主席谈话，本来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儿。有人说什么“他们经过精心策划”，又说成是“江青喽啰们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针对坊间有邱会作得知“陶斯亮等几个人”向毛泽东告状而“请人帮忙凑过去听”这一奇谈怪论，陶斯亮重申：那天见主席时，除李讷外，仅有我一人在场。凡进过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想搞什么偷听，没门。
陶斯亮最后说：见过主席，我并没有到处宣扬，连同学们我也没有对他们说。那么，所谓“告状”消息，是怎么第二天就传到林彪那儿的，刘志坚又是从哪儿得知的，我确实一头雾水，无从考究。
汪志杰的说明
带着未解的疑团，笔者请教了当年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核心——勤务站的成员汪志杰。汪志杰诉说了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当然，汪所说的仅代表了他本人及“红纵”一派的观点）：
第二军医大学学员“逃兵”问题
“1966年8月底，二医大学员中的少数派（可以说是‘红纵’的前身）部分骨干成员在海医系操场碰头，讨论了学校的‘文革’形势。参加者有军医系及海医系多个年级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内，十人左右。大家对于运动以来学校党委的许多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特别是‘八一八’之后学校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更令我们十分气愤和担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问题的症结在学校党委，必须尽早向上级汇报，由总后党委来解决和纠正学校领导的问题，否则学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产。”
“×××自告奋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带了两位同学启程。×××走后的第二天，整个学校就沸腾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将×××三人称为‘逃兵’，声言要抓‘逃兵’。大字报几乎完全变成了对少数派的围剿，不同观点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开始显现并愈加明显。”
“×××等走后，上述骨干曾数次碰头，就学校运动的形势交换了看法，认为目前学校运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走后我们无法与她取得联系，觉得必须设法把她离开学校后发生的这些情况带去北京。时间到了9月中旬，我们觉得不能再等了，要尽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点儿，才能形成声势。于是，我和军医六二级一名学员、军医六一级的五名女学员和海医六二级的五名男学员同时离开学校，于9月15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一早，学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热潮。”其实，总参、总政于9月12日已发文同意军队院校学员有组织地分批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二医大校方有没有及时传达贯彻总参、总政的通知精神，我们未得到详细资料。到了9月下旬，二医大学员的大部队已有组织地抵达北京。
“红纵”成立时间
“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当晚，在北京后勤学院（二医大学员在京住地）召开了各年级相同观点骨干会议。到会人员有十余人。对于军委《紧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对于《紧急指示》中央决定军队院校文化革命与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理，表示完全赞同，决定也成立一个群众组织。由于此前从未想过军校也能成立群众组织，所以对于组织名称一时拿不定主意。到会人员比较了当时地方各高校群众组织的名称后认为：我们这个组织的名称，与他们应该有所不同，不要简单地照搬别人什么‘造反队’‘造反团’之类。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为我们这个组织取名为‘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换言之，10月1日，“红纵”并未成立，所谓当日“红纵”“一个负责人”或“一派头头”或“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
陶斯亮在“红纵”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确实担任过‘红纵’勤务站勤务员，时间从1966年10月5日《紧急指示》公布、‘红纵’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亲被打倒时止，满打满算正好三个月。陶斯亮在‘红纵’勤务站里属‘温和派’，从不张扬，从不盛气凌人，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我至今难以理解，当年陶斯亮怎么会参加‘红纵’？1966年‘红纵’在北京批斗邱会作时她在上海，1967年‘红纵’二上北京批邱，并组织三座门静坐时她已退出‘红纵’。”
“‘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陶斯亮从未告诉过我，我也从未听说过她上天安门当面向毛和林反映二医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促使林彪下决心并经毛泽东同意发布《紧急指示》的，并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称：“此时，又有上海二医大‘红纵’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拿着‘血衣’，来见林彪、叶群，要求给予支持。林彪脑子一热，又要采取行动了。1966年的国庆节一过，林彪告诉赵根生，立即把全军文革的负责人找来。他指着二医大送来的血衣对大家说：‘如果我们不支持学生造反，就要犯大错误。’接着他指示，要对军队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一律实行平反，要销毁一切有关他们的‘黑材料’，要允许他们搞‘四大’，要支持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准许他们去全国各地‘大串联’。林彪指令全军文革据此拟一份军委命令，准备以布告形式张贴出去。”
王力也说：“还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干子女，她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因此林彪决定要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了情况反映后口授的。”
张云生、王力所指，其实都是×××。但两人所说均不甚准确（王力甚至连姓名都搞错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来自当年“红纵”自己办的报纸《红色造反报》。该报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报道《叶群同志会见“红纵”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称：“［本报北京二十五日讯］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叶群同志（全军文革小组成员、林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委托，带着林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亲笔信件，来到我校‘红色造反纵队’勤务站，会见了我‘红纵’代表和总后机关，四、七医大，兽医大，后勤学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代表们汇报由邱会作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员的‘九二七’事件时，叶群同志告诉代表们，《紧急指示》与此有关。有件衣服（指×××受围攻时被撕坏的衣服）撕掉了扣子，还有一封血书。林豆豆拿着衣服给他爸爸看，几位副主席都在场，我在旁边看着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气，由他建议起草了《紧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紧急指示》的确与陶斯亮无关，而与×××有些瓜葛。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无论×××抑或是其他什么人的反映，在《紧急指示》形成的过程中，不过是一剂催化剂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过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所加的一个注释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为‘红纵’一人（学生）反映了什么，而是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学生的反映不过适逢其会而已。在《紧急指示》定稿的当天，中央就加以批转，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当日就转发了《紧急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重视。”
- 上一篇：【毛泽东怎样对待不公正待遇】
- 下一篇：【参与八位元帅传记组的一些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