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1日上午，我们六位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和其他两位老同事，一起去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
那天，碧空如洗，风和日丽。我们的心情也很舒畅。吴老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在客厅摆放了鲜花、水果，沏好了清香的茶水，等候在那里。他说：我们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十分想你们。见到你们，我的心情十分高兴和激动。
吴老笑容满面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页记录，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道回忆起往事。
吴阶平说：1968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一位叫董长城的医生，把我叫到中南海，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问到哪里，他严肃地说：你别问，去了就知道了。他要了一辆汽车，把我带到了钓鱼台17号楼的小客厅。我奇怪地问：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他说：我把你带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任务，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一会儿，周总理和汪东兴来到小客厅。总理很和蔼地对我说：吴大夫，江青同志病了，发高烧，我们经过认真了解和研究，决定请你给她做保健医生。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吗？我赶紧说：总理，我是泌尿科医生，做保健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总理耐心地说：你有困难可以提出来，想办法克服嘛。我说：最好找一位内科医生，例如北京医院的内科专家吴洁同志，他比我更合适。总理仍然很和气地说：可以嘛，请他来。他来了，也是由你组织会诊和研究治疗方案。我想总理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我不能占用他很多时间，况且，他的指示我还是要坚决执行的。我不好再推辞，就说：那我就试试看吧。总理说：不是试试看，是一定要认真努力干好，这是政治任务。我说：是。
周金铭（曾任江青的警卫员）回忆说：那是1968年深秋的一天晚上，江青和姚文元一起在钓鱼台17号楼看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江青一边看一边掉眼泪，看完以后，就立即提出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们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程夫人住在什么地方，找北京市的相关单位问了大概位置，老杨开着一辆破吉普车，边走边打听。江青的车跟着在后边走，汽车开得很慢，好不容易才找到程砚秋的家。程夫人了解到江青是专程来看望她的，很高兴，也很激动，一再向江青表示感谢。江青问：你保存没有保存程砚秋的剧照？程夫人说：有。于是，她就很快拿出了几本大影集摆在江青面前。江青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张一张地欣赏，看了很长时间。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刮着风，气温比较低，江青受凉了，第二天就发起高烧，一连几天都不退。江青很紧张，总理也着急，才把吴老请到江青那里，负责她的保健工作。
江青没病要输血
吴阶平回忆说：大概是1971年，有一天，江青突然提出要输血，问我有没有副作用。我说，人跟人不一样，有的输血有副作用，有的没有。我心想：江青身体好好的，输什么血呢？万一有了副作用，她怪罪下来该怎么办呢？为了慎重起见，我打电话请示周总理。总理说，她要求输血就输吧，但是，要认真做好各种抢救准备工作，搞一套方案，做到有备无患。江青这个人很奇怪，别人输血是躺着，她非要坐着输，一边看电影，一边输血。输了一半，她说不舒服，我们就把输血针头拔掉了。以后，她再也没有提起输血的事。
我补充说：第二天，江青叫我打电话向主席报告她输血的事，并提出以后还要输血。毛主席得知江青在没有患病、不需要输血的情况下输血，很不满意，立即叫秘书打电话给江青：“现在身体没有大的毛病，还是食物治疗的好。鸡鸭鱼肉逢者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即行。身体稍有不适，无须大惊小怪。身体的好坏，主要是靠内因起作用，同时，也靠锻炼。”
江青疑心大
邬吉成（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也说：那个时候，江青对我也很不满意，也没有叫我去广州，是叫中央警卫团副参谋长李连水同志去的。
我解释说：那个时候，江青怀疑吴老指使周淑英（曾任江青的护士）做“坏事”，和小周合起伙来“伤害”她的身体。小周被江青抓起来了，江青怀疑吴老也不是好人。因为吴老是中外驰名的医生，对吴老高超的医术、崇高的医德、广博的知识、很好的表达艺术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很多中央首长都表示特别满意，都愿意叫吴老看病，江青也离不开吴老，所以，她才对吴老没有下毒手。
吴阶平接着说：1975年康生病重，中央叫我担任康生医疗小组组长。康生去世以后，又安排我担任周总理医疗小组组长。那时，中央还成立了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医疗领导小组。我们医疗小组针对总理的病情，经过反复认真的检查和研究，拿出治疗方案，经医疗领导小组批准以后，才能进行治疗。我们对总理的病情诊断和治疗工作，非常认真和谨慎，责任重大呀！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是由于他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不幸逝世。后来，我又担任了主席医疗小组组长，我们同样尽了全力进行医治，但是很不幸，毛主席于同年9月9日离开了我们。毛主席去世以后，我被派到地下工事保护主席的遗体。有一天，汪东兴同志到地下工事检查工作，他老是对着我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你是一个好医生、好同志，但是，江青说你是个特务，真是莫明其妙。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主席的遗体转送到纪念堂，我的任务才算完成了。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到外地和出国的机会。我明白，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多次保护过我，我非常感激他们。
高成堂（曾任汪东兴的秘书）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同志犯了错误，为此多次作检查，最后一次检查，毛主席认为他的检查可以了，原谅了他。可是江青却不原谅，抓住他的错误不放，认为彻底打倒他的时机到了。林彪、叶群摔死以后，江青说：主席身体好好的，为什么说病就病了呢？这是因为主席身边有一个林彪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汪东兴。大约是1972年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经济问题。江青为了夺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故意转移会议议题。她在会上讲，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干扰了主席的健康，中央办公厅主任该换一换了，汪东兴同志不要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建议由纪登奎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汪东兴一听就火了：你给我扣这样大的一顶帽子，我不能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江青非常霸道，站起来走到汪东兴的跟前，敲着桌子，对他喊叫：不许你辩解！汪东兴讲，这是政治局会，是民主的会，只许你讲话，不许我讲话，哪有这个道理？总理说，你们不要吵了，东兴同志检讨几句嘛。汪东兴说：我检讨什么？这样大的帽子我不能戴。如果形成会议决定的话，办公厅主任我可以不当，政治局会我也可以不参加，现在主席的身体不好，我还要每天到主席那里去值班。会议休息的时候，汪东兴同志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把江青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原原本本地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听了以后很激动，也很生气，眼里含着泪花，汪东兴的眼里也含着泪花。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总理来的。汪东兴站起来要去接电话时，主席说，东兴同志你站住，你向总理说三句话：第一，你不要去参加会了；第二，我没有委托政治局讨论人事问题，没有提议在今天的会上讨论人事问题；第三，我这里的事别人无权干涉。汪拿起电话，原来是总理催促汪继续参加会议的。汪把主席的三句话报告了总理。汪刚刚回到主席的办公室，吴旭君又喊：汪主任，请您接电话，纪登奎同志来的。汪拿起电话，纪登奎就问：老汪，我什么时间去接班？汪东兴生气地说：你去问总理吧。不久，毛主席把江青叫去，臭骂了一顿。主席说：你不是说我这里有一个特务集团吗？我就是这个集团的头子！这样才使得江青的阴谋彻底破产。汪东兴同志是一位工农干部，在关键时刻头脑清醒、不糊涂、不迟钝、记忆力好，敢于大胆地在主席面前揭露江青的问题，这点很可贵，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护士周淑英被关押
我说，汪东兴同志多次跟我们说，他不同意纪登奎抓周淑英，叫他冷一冷，过几天再说。纪登奎非抓不可。他说，首长（指江青）说话了，首长的指示，我还是坚决执行的。汪东兴同志说，你非要抓周淑英的话，就给我写一个条子，说明你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抓走了周淑英，否则，将来说不清楚，纪登奎很痛快地答应了。汪东兴同志说，纪登奎的那张条子，现在还在他那里。
周淑英是当事人，她回忆说：当时叫我到“五七”干校劳动，一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后来，我又想：劳动人民还怕劳动吗？劳动锻炼锻炼也好。我刚刚适应那里的环境，突然有一天，“五七”干校的领导通知我回北京。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一个姓姜的（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把我从北京站接走了，送到西郊一个地方住了下来。当时有两个女的负责对我的管理。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分别审讯过我。他们问我：1970年8月的一天中午，你在庐山到哪里去了？还有，某天你在上海住地拉窗帘有什么目的？这两个问题真是莫明其妙。我说我被组织上调到那里工作，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始终是忠心耿耿的，我问心无愧，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们没有再问别的问题。看守我的两位女同志，其中一位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位对我不太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代什么？我是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的。我始终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党中央。
那个时候，我气愤极了，悲观极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色的，一块灰色的。我用一块头巾把那两块布料包好，给江青退了回去。我想凡是她给我的东西，一点点痕迹都不留，通通清理掉。我屋里有绳子，我不准备留在这个世界上了，想一死了之。那时我的心情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不知什么原因，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被退了回来。（笔者向她解释说：汪东兴看到你退的东西，担心如果江青看到，非激怒了不可，非把你往死里整不可。因此，他把东西退给了你，也真是用心良苦啊。）当看到我退给江青的东西又被退了回来，我气极了，拿起剪刀就把布料、头巾剪了个粉碎。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党组织。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楚了，不能感情用事。我战胜自我，终于活了下来。
程师傅能对付她
吴阶平说：我们在江青那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被江青整过，有的被她整得很惨。对付江青，最有本事的就数程汝明（曾任江青的厨师）师傅了。他在江青那里工作的时间最长，有十几年的时间。程师傅有对付她的办法，江青反而对他没有办法。
程师傅说：我是1961年到主席那里工作的，刚去的时候，给主席和江青做一样的饭菜。但是，主席想吃的，江青不想吃；江青想吃的，主席不想吃。这也难怪，一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嘛。我们当厨师的很难办。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韩师傅，叫韩二福。江青不吃葱花，韩师傅做菜老放葱花，每次吃饭时，江青都是嘟嘟囔囔的。后来才知道，她不吃葱花是假的（她吃烤鸭时照样用小饼卷葱丝），是故意刁难我们做饭的。由于江青经常在吃饭的问题上和我们闹别扭，经过研究，决定我和韩师傅开始分工：韩师傅专门为主席做饭，我专门为江青做饭。江青难伺候得很，这顿说咸了，那顿说淡了，经常发脾气，批评我。我的办法是，她发脾气时，我不解释、不吭气。她说这顿菜咸了，做下顿时，四个菜里只有一个菜放点盐，其他三个一点盐都不放；她说这顿菜淡了，做下顿时，我在四个菜里都有意多放一点盐。
江青吃饭的口味经常受情绪影响，情绪好的时候，吃得很香，什么都不说；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是说咸，就是说淡。我是中国当时唯一拿中餐和西餐两种特一级证书的厨师，还不知道菜的咸淡？她说味精是化学制品，骨头汤里胆固醇高，对血液有危害，做菜时不叫放味精和骨头汤，但是，又要求有味精和骨头汤的鲜美味道。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就用少量油加清水炒。她觉得没有味道，发脾气。遇到这种情况，我不慌，也不害怕，做下顿时她准说，程师傅呀，饭菜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知道她是故意给我出难题。
程师傅自信地说：我不怕她打击、陷害我。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对我很熟悉，很了解，也很信任。主席多次肯定过我的工作态度和技术，江青不敢轻易给我下什么“坏人”的结论。如果她真的把我定为坏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我就向主席报告去，主席一定会保护我的，这一点不但我清楚，江青也清楚。假设我失去了人身自由，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同志和朋友，他们会及时向主席报告的。只要主席知道了，我就有救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做了不少坏事，陷害了不少无辜的人，那个时候我就断定她绝没有好下场。这些话，我跟杨银禄同志说过。
我当然记得：对，你是在10号楼的厨房里对我说的，“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难忘的会见
宾主聊兴正浓，不知不觉到了午饭的时间。吴阶平说：今天中午你们就在我这里吃饭，我不是请客，是和你们在一起吃顿饭，在饭桌上边吃边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谁都不要客气，客气就见外了，就没有意思了。
席间，我们都感谢吴老的诚挚邀请和盛情款待，衷心祝吴老健康、愉快、长寿！吴老十分激动地说：咱们既是同志、战友，又是难兄难弟、难兄难妹。我们的感情是在患难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非常宝贵，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次会见，距今已经十几年了，回想起来，恍如昨日，也成为一段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