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1962年中印之战是 “政治军事仗”
来源：《党史博览》2022年第6期 作者：瞿定国 点击次数：
20世纪60年代，正当中国致力于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之际，印度却加快了战争准备步伐，并于1962年10月至11月悍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这次作战是一次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所以毛泽东说，“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自卫反击战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中印两国边界从没有正式划定过，但在中印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进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过去英国统治印度时，不断地向中国的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因此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边界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就是当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条线是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的“边界线”，并以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名字命名。这条线是非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
果不其然，从10月17日起，印军向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同时发起猛烈炮击。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中央军委决定，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组成东段指挥部，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组成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印军以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于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反击作战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0月20日—28日）：从10月20日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展开对印军的反击，清除了在东段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的入侵印军。24日，中国政府发表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的声明。28日，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止对印军的反击。但印度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并进一步积极策划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
第二阶段（11月16日—21日）：11月中旬，印军继续调集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在东段，清除了西山口、邦迪拉、瓦弄方向及里米金、梅楚卡、都登等地的入侵印军和据点；在西段，清除了班公洛地区的入侵印军和据点。
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全歼印军３个旅，基本歼灭印军３个旅，另歼灭印军４个旅各一部，俘虏印军第７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以上共计8853人。缴获飞机５架、各种火炮380门、坦克9辆、汽车437辆、各种枪6547支（挺）、电台报话机520部，以及其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在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共伤亡2419人，其中阵亡722人（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无一被印军俘虏。敌我伤亡比例为3.66比1。中国反击作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印度扩张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
■运筹“政治军事仗”战略，夺取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是，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从这次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因后果及其过程来说，中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
■ 向印度政府示以诚意，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 ■
对中印边界争端，中国一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954年４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从这时起到1959年9月，中印双方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曾交换过照会达40次之多。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和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信。中央政治局经讨论得出下列结论：第一，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边界线，包括越过“麦克马洪线”，也越过了西部的传统边界线，侵占中国领土而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印度领土引起的。第三，中国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谈判之前，建议先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个别有争执的地方可以采取临时协议来解决。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是正确的，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充分协商的余地。
“朗久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当局又于10月21日在西段制造了空喀山口严重武装冲突事件。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却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印度朝野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于11月３日在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双方“隔离”的政策。他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20公里以内的，各退10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10公里，中国也退10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这20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周恩来说：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毛泽东又说：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周恩来于11月７日在答复尼赫鲁来信时提出，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后撤方案。但是印度方面对这个方案并未积极响应，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不放弃追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0年４月，周恩来前往印度访问，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先后举行了7次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但是，印度方面仍以消极态度对待中国的真诚努力，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与此同时，在尼赫鲁提出的所谓“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对中国边境展开了一系列蚕食行动。印度“前进政策”的实质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考虑全局，留有余地，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指导边境斗争的方针原则。1960年５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明确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参谋部指令我边防部队“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并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忍让措施。
到了1962年4、5月，印度当局进一步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针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提出对印军入侵“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仍然是立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力求避免中印之间战争的发生。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方面真是做到仁至义尽、忍让到家了。古代传统的“退避三舍”“先礼后兵”“不为天下先”，乃至“哀兵政策”等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用上了。但印度方面置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于不顾，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中国军队不会也不敢与印军直接开战，因而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终于挑起了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
■ 被迫自卫反击，主动停火后撤，以打促和 ■
面对印度的猖狂气焰和不断挑衅，中国政府虽然并不希望发生战争，但也不得不有所准备。毛泽东在会见外宾谈到这场战争起因时说过：“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
1962年10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们总是防御的。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根据边境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表示：“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作战，是被迫还击，有进有退，打谈结合，以打促谈。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中国边防部队便主动停火后撤，将军事行动的目标严格控制在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上。
在第一阶段作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即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不仅拒绝，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使中印边境冲突长期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是强调，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会谈的机会。
11月4日，周恩来再次向尼赫鲁呼吁：“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
为了更高举起和平谈判的旗帜，巩固和扩大我们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促进三项建议实现，在中国边防部队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后，毛泽东决定，“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声明说，“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宣布的各项措施”。中国边防部队于11月22日零时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边防部队遵循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坚决执行统一作战部署。从战前“退避三舍”“武装共处”，到实施自卫反击，再到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到最后的主动停火后撤，交回战缴物资；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过“麦克马洪线”，打到什么程度，推进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撤，这一切，都听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实现了“无缝对接”。不仅夺取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保证中方在政治、外交斗争中获得了主动，从而圆满漂亮地完成打赢这场“政治军事仗”（或“军事政治仗”）的任务。
■ 强化外交活动和宣传力度，导引国际社会认清事实真相 ■
中印边界冲突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印两国人民和亚非许多中立国家政府的关切。从同各国来使的交谈和对一些材料的分析中，周恩来发现大多数亚非国家是同情中国的，但也有一些人乃至外国政要，因不了解历史真相产生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并且明确表态支持印度。因此，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公之于世，进行正确的宣传解释和舆论引导就是极其重要的了。
为寻求国际社会的公道支持，周恩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写信给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同时抄送给83个国家领导人。信中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用大量事实说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在12月10日至12日，由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主持，在科伦坡召开锡兰、阿联、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加纳六个亚非国家会议，试图调停中印边界争端。遗憾的是，会议建议既没有呼吁印度军队后撤，也没有规定双方在边界的东段和中段脱离接触。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对科伦坡会议是支持的，但科伦坡建议是不公正的。”针对有关国家的误解，周恩来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了宣传力度。后来在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她，并对他们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班达拉奈克夫人回忆说：“毛主席也解释了他们的立场，并使我们确信，对于这一长期横亘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中国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传承“两不怕”精神，做好战时政治工作■
这次对印反击作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作战对象未曾交过手，对印军情况不熟悉。特别是战区自然环境恶劣，部队机动、指挥、协同不便；交通线长，运输补给困难。1962年6月18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10月1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歼灭入侵印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补充指示》，对西藏、新疆参战部队广泛进行了思想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求战热情。
在反击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枪林弹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爱国戍边的赞歌，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群体。据统计，连、排、班记集体一等功34个，记二等功74个；个人立一等功61名，立二等功263名；授予吴元明、张映鑫、肖明生、周天喜、陈代富、庞国兴、罗光燮、王忠殿、司马义·买买提等9人“战斗英雄”称号，授予张代荣“爱兵英雄”称号，均同时记一等功。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东线克节朗战役中的卡龙攻坚战就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进攻卡龙的中国边防部队，担任主攻的是当年参与进军西藏、率先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口号的第155团2连（欠7班、8班）。战斗打响的当天，2连7时30分发起攻击，12分钟即突破前沿。２连指战员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以不足一个连的兵力独立地完成了原定全营的战斗任务，战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连６班班长阳廷安，在战斗中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为祖国争光、立功的时候到了”等口号，率领全班战士向密如蛛网的敌军地堡发起猛烈攻击。阳廷安牺牲后，副班长曾祥智、老战士杨秀洲先后接替指挥，越战越勇。全班8人，牺牲7人。6班同5班一起，用冲锋枪、手榴弹连续攻克敌地堡27座，歼灭印军55人，缴获火炮2门、轻重机枪4挺、90火箭筒2具、其他枪支55支。战后，西藏军区为６班记集体一等功。1963年3月9日，国防部命名６班为“阳廷安班”。
优待俘虏，瓦解敌军，做好敌军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次反击作战中，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并且有所创新。对被俘的印军人员，中方执行特殊优待政策，不仅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生活上给予优待，负伤的给予治疗，还组织被俘印军军官到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3年５月26日前，中方将3942名（包括准将１名、校级军官26名、尉级军官29名）印军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回国，还将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移交给印度。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应有计划地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1962年12月19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德让宗、瓦弄将大批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物资交还给印方，加上此前12月6日和11日在梅楚卡和里米金已经交还的，计有飞机2架、火炮155门、轻重机枪283挺、各种枪2640多支、汽车117辆、筑路机械12台、美制坦克2辆，以及大批量的炮弹、子弹和军用器材。这些武器装备，均擦拭干净，列出清单，由印方代表签字接收。中方的举措，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令世界舆论惊诧和赞赏不已。一些外国驻华大使评价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崇高而宽大”。有媒体评论，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了张国华的汇报，作了20多次插话。在张国华汇报到参战部队情绪高时，他插话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汇报到作战中西藏老百姓表现很好时，他插话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是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的态度。毛泽东的插话，深刻揭示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自卫反击战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中印两国边界从没有正式划定过，但在中印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进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条传统的习惯边界线。过去英国统治印度时，不断地向中国的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因此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边界争端。边界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就是当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条线是由英国探险家为印度测量时划的“边界线”，并以英国外交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名字命名。这条线是非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继承英国的衣钵，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扩张政策，妄图实现“大印度联邦”的狂想。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印度曾竭力加以阻挠。1951年至1957年，印度侵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印边界东段９万平方公里和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印度又要把一向在中国管辖下的西段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同时，他们帮助叛逃的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组建“西藏流亡政府”，支持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从1961年起，特别是进入1962年４月，印度更是逐渐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印度认为，中国正在东南沿海集结数十万大军进行紧急备战，而且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完全渡过，中苏关系又开始紧张，根本无力也不敢在中印边境打一场战争。于是，印度集结重兵，在东段部署1.6万余人；在西段部署１个旅部６个步兵营、１个机枪营及若干配属分队，共5600余人。至1962年９月，印军在西段中国境内设立了43个侵略据点。９月20日，印军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克节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10月10日，又向中国尺冬哨所进攻。10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竟然下令把中国军队从印军入侵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
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工作人员向被俘印军官兵分发日用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62年９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社论，警告尼赫鲁政府，立即从边境撤军，否则中方将使用武力解决。10月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向中央报告称，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果不其然，从10月17日起，印军向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同时发起猛烈炮击。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并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西藏军区部队首先粉碎印军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的进攻，并准备连续作战，歼灭可能来援之印军。新疆边防部队，首先粉碎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印军，并视情况扩大战果。中央军委决定，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组成东段指挥部，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组成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印军以10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于10月20日至11月21日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反击作战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0月20日—28日）：从10月20日开始，中国边防部队展开对印军的反击，清除了在东段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的入侵印军。24日，中国政府发表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的声明。28日，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停止对印军的反击。但印度拒绝中国的和平建议，并进一步积极策划扩大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
第二阶段（11月16日—21日）：11月中旬，印军继续调集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发起猛烈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在东段，清除了西山口、邦迪拉、瓦弄方向及里米金、梅楚卡、都登等地的入侵印军和据点；在西段，清除了班公洛地区的入侵印军和据点。
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全歼印军３个旅，基本歼灭印军３个旅，另歼灭印军４个旅各一部，俘虏印军第７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以上共计8853人。缴获飞机５架、各种火炮380门、坦克9辆、汽车437辆、各种枪6547支（挺）、电台报话机520部，以及其他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部。在反击作战中，中国边防部队共伤亡2419人，其中阵亡722人（军官82名、士兵640名），负伤1697人（军官173名、士兵1524名），无一被印军俘虏。敌我伤亡比例为3.66比1。中国反击作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印度扩张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
■运筹“政治军事仗”战略，夺取政治、外交、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主张是，双方应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而不应诉诸武力。在谈判中，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以做些必要的调整。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从这次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前因后果及其过程来说，中国政府的主要做法是：
■ 向印度政府示以诚意，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 ■
对中印边界争端，中国一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1954年４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从这时起到1959年9月，中印双方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曾交换过照会达40次之多。
中国政府本着中华民族“待人以诚”的传统，还把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在东而不在西”的底盘坦诚地告诉了印度。
战士们纷纷写决心书要求上战场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和周恩来给尼赫鲁的复信。中央政治局经讨论得出下列结论：第一，中印边界是从来没有划定过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第二，这次中印边境冲突事件是印度军队越过边界线，包括越过“麦克马洪线”，也越过了西部的传统边界线，侵占中国领土而引起的，而不是中国侵占印度领土引起的。第三，中国准备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谈判之前，建议先维持现状，双方按兵不动，个别有争执的地方可以采取临时协议来解决。事实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是正确的，既坚持了原则，又留有充分协商的余地。
“朗久事件”后不到两个月，印度当局又于10月21日在西段制造了空喀山口严重武装冲突事件。10月22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却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印度朝野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于11月３日在杭州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双方“隔离”的政策。他说：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20公里以内的，各退10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10公里，中国也退10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这20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个和平地带。周恩来说：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毛泽东又说：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周恩来于11月７日在答复尼赫鲁来信时提出，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后撤方案。但是印度方面对这个方案并未积极响应，而是采取了拖延战术。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不放弃追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1960年４月，周恩来前往印度访问，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先后举行了7次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初步协议。但是，印度方面仍以消极态度对待中国的真诚努力，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与此同时，在尼赫鲁提出的所谓“前进政策”指导下，印军对中国边境展开了一系列蚕食行动。印度“前进政策”的实质是印军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以此来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中国的补给线，在达到足够优势后赶走中国军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考虑全局，留有余地，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指导边境斗争的方针原则。1960年５月10日，总参谋部在《西南地区边防守则》的几点说明中，传达了毛泽东明确的方针：“就是要把我国西南边境地区迅速安定下来，既要使内部安定下来，又要使外部安定下来，使西南边境成为和平稳定的边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参谋部指令我边防部队“不主动惹事，不挑起争端，不越出国境”，并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忍让措施。
到了1962年4、5月，印度当局进一步加快了蚕食中国领土的步伐。针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毛泽东提出对印军入侵“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仍然是立足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力求避免中印之间战争的发生。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方面真是做到仁至义尽、忍让到家了。古代传统的“退避三舍”“先礼后兵”“不为天下先”，乃至“哀兵政策”等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用上了。但印度方面置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于不顾，反而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退让是为了避免战略上两面作战，中国军队不会也不敢与印军直接开战，因而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终于挑起了这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
■ 被迫自卫反击，主动停火后撤，以打促和 ■
面对印度的猖狂气焰和不断挑衅，中国政府虽然并不希望发生战争，但也不得不有所准备。毛泽东在会见外宾谈到这场战争起因时说过：“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
1962年10月8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报：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我们总是防御的。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根据边境形势的发展，周恩来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毛泽东表示：“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一场规模、时间都很有限的作战，是被迫还击，有进有退，打谈结合，以打促谈。在惩罚性打击的目的达到后，中国边防部队便主动停火后撤，将军事行动的目标严格控制在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上。
在第一阶段作战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即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印度不仅拒绝，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使中印边境冲突长期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是强调，我们绝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会谈的机会。
11月4日，周恩来再次向尼赫鲁呼吁：“为了迅速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
为了更高举起和平谈判的旗帜，巩固和扩大我们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促进三项建议实现，在中国边防部队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后，毛泽东决定，“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声明说，“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宣布的各项措施”。中国边防部队于11月22日零时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边防部队遵循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坚决执行统一作战部署。从战前“退避三舍”“武装共处”，到实施自卫反击，再到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到最后的主动停火后撤，交回战缴物资；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过“麦克马洪线”，打到什么程度，推进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撤，这一切，都听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挥，实现了“无缝对接”。不仅夺取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保证中方在政治、外交斗争中获得了主动，从而圆满漂亮地完成打赢这场“政治军事仗”（或“军事政治仗”）的任务。
■ 强化外交活动和宣传力度，导引国际社会认清事实真相 ■
中印边界冲突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印两国人民和亚非许多中立国家政府的关切。从同各国来使的交谈和对一些材料的分析中，周恩来发现大多数亚非国家是同情中国的，但也有一些人乃至外国政要，因不了解历史真相产生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并且明确表态支持印度。因此，将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公之于世，进行正确的宣传解释和舆论引导就是极其重要的了。
为寻求国际社会的公道支持，周恩来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写信给25个亚非国家领导人，同时抄送给83个国家领导人。信中陈述中印边界问题的始末，用大量事实说明这次严重的中印边境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长期以来蓄意制造出来的。从目前种种迹象看来，印度政府不仅无意进行和平谈判，而且决心继续诉诸武力。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两国绝对没有理由因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为了阻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同时，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在12月10日至12日，由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主持，在科伦坡召开锡兰、阿联、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加纳六个亚非国家会议，试图调停中印边界争端。遗憾的是，会议建议既没有呼吁印度军队后撤，也没有规定双方在边界的东段和中段脱离接触。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对科伦坡会议是支持的，但科伦坡建议是不公正的。”针对有关国家的误解，周恩来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了宣传力度。后来在班达拉奈克夫人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她，并对他们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班达拉奈克夫人回忆说：“毛主席也解释了他们的立场，并使我们确信，对于这一长期横亘在两个大国之间的问题，中国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传承“两不怕”精神，做好战时政治工作■
这次对印反击作战是中国边防部队在特殊高原地区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作战。作战对象未曾交过手，对印军情况不熟悉。特别是战区自然环境恶劣，部队机动、指挥、协同不便；交通线长，运输补给困难。1962年6月18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10月1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歼灭入侵印军作战的政治工作补充指示》，对西藏、新疆参战部队广泛进行了思想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和求战热情。
在反击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枪林弹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爱国戍边的赞歌，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群体。据统计，连、排、班记集体一等功34个，记二等功74个；个人立一等功61名，立二等功263名；授予吴元明、张映鑫、肖明生、周天喜、陈代富、庞国兴、罗光燮、王忠殿、司马义·买买提等9人“战斗英雄”称号，授予张代荣“爱兵英雄”称号，均同时记一等功。
战斗打响的第一天，东线克节朗战役中的卡龙攻坚战就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胜利。进攻卡龙的中国边防部队，担任主攻的是当年参与进军西藏、率先喊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口号的第155团2连（欠7班、8班）。战斗打响的当天，2连7时30分发起攻击，12分钟即突破前沿。２连指战员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涌现出许多动人的事迹。以不足一个连的兵力独立地完成了原定全营的战斗任务，战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连６班班长阳廷安，在战斗中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为祖国争光、立功的时候到了”等口号，率领全班战士向密如蛛网的敌军地堡发起猛烈攻击。阳廷安牺牲后，副班长曾祥智、老战士杨秀洲先后接替指挥，越战越勇。全班8人，牺牲7人。6班同5班一起，用冲锋枪、手榴弹连续攻克敌地堡27座，歼灭印军55人，缴获火炮2门、轻重机枪4挺、90火箭筒2具、其他枪支55支。战后，西藏军区为６班记集体一等功。1963年3月9日，国防部命名６班为“阳廷安班”。
优待俘虏，瓦解敌军，做好敌军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此次反击作战中，中国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并且有所创新。对被俘的印军人员，中方执行特殊优待政策，不仅一律不杀、不打、不骂、不侮辱，生活上给予优待，负伤的给予治疗，还组织被俘印军军官到北京、上海等地参观访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63年５月26日前，中方将3942名（包括准将１名、校级军官26名、尉级军官29名）印军被俘人员全部释放回国，还将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移交给印度。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边防部队撤军时应有计划地将所缴获的武器、弹药、物资留给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1962年12月19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德让宗、瓦弄将大批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物资交还给印方，加上此前12月6日和11日在梅楚卡和里米金已经交还的，计有飞机2架、火炮155门、轻重机枪283挺、各种枪2640多支、汽车117辆、筑路机械12台、美制坦克2辆，以及大批量的炮弹、子弹和军用器材。这些武器装备，均擦拭干净，列出清单，由印方代表签字接收。中方的举措，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令世界舆论惊诧和赞赏不已。一些外国驻华大使评价说，“这是明智的步骤”，“崇高而宽大”。有媒体评论，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了张国华的汇报，作了20多次插话。在张国华汇报到参战部队情绪高时，他插话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汇报到作战中西藏老百姓表现很好时，他插话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是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的态度。毛泽东的插话，深刻揭示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