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和纪念毛泽东，离不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 《决议》）。这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奠定了全党全国对毛泽东评价的重要原则和坚实基础。经过40年的风云变幻，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决议》提出的原则和判断，像邓小平当时所讲的一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推不倒、站得住脚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最大的事情。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仍然坚持的“文化大革命”，又成为评价毛泽东的焦点。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有暂时放一放的想法。“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为六十一人冤案和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提出要处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已经揭开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
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邓小平对起草国庆讲话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四次找负责人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9月4日，他对胡耀邦等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们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月12日，他看过再次修改稿后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
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得到了全党全国的初步认同。同时，由于时间紧迫和党内尚未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个讲话又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尝试和准备。讲话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错误没有任何直接点名批评，而是采取了省略主语的办法。讲话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
胡乔木对此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起草小组开始在西城区前毛家湾工作，后来搬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度还去过玉泉山。小组成员有袁木、龚育之、郑必坚、卢之超、郑惠、邵华泽、石仲泉、席宣、卫建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理论家和党史专家。
《决议》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在主持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经摘录收入《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根据胡乔木的设想，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拿出了第一份提纲。提纲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和第四部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重点。邓小平看了提纲，3月19日第一次找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起草小组的提纲。他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邓小平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又指出，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以后起草《决议》的过程证明，邓小平一开始就抓住了《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
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7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乔木对起草中没有实现邓小平的要求，即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作出完整准确的解释，统一全党的思想，作了自我批评。随后，起草小组开了三天座谈会，胡乔木作了八次讲话。他给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依靠群众，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重写中，关于“文化大革命”部分，他总感觉写得不满意，就自己动手写，提出了一个“内乱”的新说法，解释说：“内乱”不一定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和叛乱的因素。对于毛泽东思想，他也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解决了批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同时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互相打架”问题。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历史决议只是暂时维护团结用的，将来要翻案，要全面否定毛泽东。8月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四个组：
中直机关，大约350人，分8个组。
国家机关，大约450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大约400人，分11个组。
地方，大约3000人，每个省、市、自治区一个组。
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大约1600人，也参加了讨论。
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人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他还说，单单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参加讨论的老同志，有王震、薄一波、谭震林、李维汉、陆定一、刘澜涛、李井泉、韩先楚、陈锡联、黄火青等40多人。
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进行了一个多月。随时集中反映有代表性的意见，写出各期简报上报中央，简报共写了1000多期。起草小组先分散在北京各组听取意见，然后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
这是党内一次民主大讨论。气氛十分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出现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
“文化大革命”虽已过去几年，但有不少遭受打击和冲击的人的感情偏激，仍然沉浸在“揭、批、查”运动之中，一些被迫害致死干部的遗孀把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联系起来。加上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和研究论著，对过去的许多事件真相并不十分清楚，有些未经核实的传闻在会上散布后，也激起了不少情绪化的发言。因此，出现了一些对毛泽东严厉批判甚至否定的言论。
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许多老同志以亲身经历说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无人可比的。李维汉说，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谁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谁第一个打起了井冈山的红旗？是谁同教条主义斗争，创造性地把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只能是毛泽东！何长工说，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顶住了斯大林的压力，推翻了国民党政府，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傅钟说，西安事变和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形势错综复杂，都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主张。阳翰笙说，有些人只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忘记了毛泽东率领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动摇。曾经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集团”成员、长期蒙受打击的黄克诚，专门就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写了一篇文章，真诚地阐述自己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在讨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西省委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不能说是任意制造出来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做了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舒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愿望是好的，他重用林彪、“四人帮”是严重错误，但不能把错误全算在他头上。史纪言说，《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开除刘少奇党籍，都是党的会议通过的，其他同志也有责任，党犯了错误。
林默涵、赵易亚等认为犯错误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及其他问题造成的，王明没有什么功劳，我们党作第一个历史决议也没有写他的恶劣品质。要从大局出发，避免把精力引到枝节上去。
还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是科学理论体系，不应当再提；把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不代表毛泽东思想，在逻辑上讲不通。胡绩伟建议，十二大修改党章时，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去掉，因为八大党章就没有提毛泽东思想。王若水说，如果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先例，正确的算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就不算，那对其他人可不可以这样？
多数人同意提毛泽东思想。有人从科学发展史上专门作了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也算作毛泽东思想呢？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科学发展史上，凡是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理论”“主义”“定律”“学说”，都指他对某一科学的新贡献、新创造，不包括他的其他思想和言论。达尔文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达尔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个人言行，就是他们的著作，也不一定都代表他们的主义和学说。王观澜说，说毛泽东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是不矛盾的，是实事求是的，区别开来很有必要。
起草小组成员在听取中对一些史实进行了澄清说明。如一位文化界的老同志质疑说：毛泽东取得领导权后，张闻天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是不是“非法”？胡乔木特地查阅了研究文章，给他写信说明：1937年12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不再设总书记，由张闻天、毛泽东等数位同志组成书记处进行领导。胡乔木并就此事问了陈云，陈云也说这一段时期没有明确的总书记职务和名义，1941年后张闻天不再召集书记处会议，并不是到那时才不担任总书记。
讨论中的一些错误言论虽然是极少数，但言辞激烈，影响很大。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人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作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